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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些话是毛主席对金、马事件的总结。
毛主席还对我说，你们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太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接着，他拿当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几点意见：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串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彻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从这以后，金、马事件告一段落，福建前线炮声零落，而台湾海峡风浪依然。
在整个金、马事件过程中，毛主席直接指挥军事、外交、宣传三条战线，真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
第七章 冷静的促进派
1958年10月26日上午，毛主席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我原以为，大概是谈发表毛主席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毛主席一个星期以前写信给我，要我把《世界知识》杂志发表的毛主席论纸老虎的一组论述加以转载，转载时可以另写编者按语，并要我就此同陆定一同志商量。我同定一同志商量结果，认为毛主席的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写按语。于是我找田家英同志帮忙增加一些毛主席的论述，主要是1957年和1958年的论述，并一起草拟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排出清样后送毛主席审定。所以我想毛主席找我们是谈这件事。
当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田家英已在座，手里拿着我们编好的关于纸老虎的言论的大样和按语。田家英先给我看了经毛主席修改过的按语，主要是修改按语最后一段。毛主席还要我们对几段论述作一些调整。
处理完此事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谈国内问题。
接着，毛主席就直接了当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他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他要我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他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他要我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他的专列去郑州。
三件大事
毛主席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他说，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赫鲁晓夫7月底到8月初访华），不久又炮打金门。毛主席说，他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他列举了一连串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谈了他的独特见解。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
毛主席说，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按：指毛主席自己写的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登在10月1日报纸上）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按：后来派陈伯达到遂平调查，因为陈已去过寿张了）。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着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门照本本上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这是在大跃进中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回想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的多次谈话，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报纸要促进，不要促退。
毛主席这次谈话涉及的问题较多，时间也较长，一直到中午过后。他留我和田家英吃午饭。饭厅就在北房五开间的中间堂屋。可能是预先告诉了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他四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主席常吃的。比较特别是一个莼菜汤，每人一个拷得半焦的玉米，这是最后吃的，也是毛主席的习惯，有时代之以烤红薯。毛主席喜欢吃饭时喝一两杯酒。这天喝的是茅台酒，第一杯是主席请我们喝，第二杯是我和田家英一同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在吃饭过程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则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名义。
从毛主席住处出来，我同田家英商量一下，就分头找人组成调查组。我在北京挑选了三位记者，又请河南分社选一位记者在新乡等候，正好两男两女，连我在内一共五人。
我和田家英等一行10月28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的一组先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
修武的一县一社
我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5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里塬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同我们谈他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后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具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配，农副业和工业、手工业产品也全部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们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生产热情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