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
共有100多位红军女战士成为拿到了体检通知的幸运儿。但经过医生一番严格的扣诊、听诊、验血、照X光等系列检查，身体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或者说不需要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位女性，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被批准参加长征的女性，有的是中央苏区机关的干部，有的是医院的护理人员，有的是文工团的战士。当时没有留下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工作女性的确切数字，这些女性究竟占全部工作女性的百分比是多少，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其他红军部队里的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红二、四方面军对参加长征女性的遴选，并不像中央红军那样严格。
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二十五军也告别了大别山区。从鄂豫皖出发参加的近3000人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7名女性，她们的职业比较单一，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男女之比约为428∶1。因为职业是“白衣天使”，人们称呼她们为“七仙女”。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开始长征。行列中的女性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纪（红？）林、胡越强、张四妹、伍秋姑、石芝、马积莲、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尹菊英、李智等21名女性。她们有干部、机要员、宣传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
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以红四方面军为最多。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方面军总医院、剧团、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学校等单位。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和独立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
红四方面军的女性因为参加了作战，人数增减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沿参加长征的部分红军女战士合影，
右起：刘英、夏明、蔡畅、陈琮英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时，女性恢复到将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由于人数众多、牺牲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出她们的名字。有的女红军根本没有留下名字。
在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妇女队伍中，还有几个来自一方面军的人，如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政委的王泉媛、吴富莲，帮助四方面军组织文艺工作的李伯钊等。她们不仅都成为三过草地的女红军，而且长征的时间长达两年，走的路也比一方面军主力多了1万里。
走与留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命运
走，抑或是留？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女性来说，是党组织的考验。对于每一位参加或者被留下的女性个体而言，走与留关乎着她们未来的命运。
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随队而行的女性，除个别脱队以外，绝大多数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其中相当部分日后都成了党、国家、军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而那些留下来的女性，则命运多舛。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性则刚好相反：出发时的2000多名，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中央苏区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位女性中，有10位是直接进了名单的，她们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如李德、博古、周恩来是当时的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妻子肖月华、刘群先和邓颖超在其中，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当时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钧也在其中。这10人中，肖月华、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而邓颖超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虚弱，她自己曾提出留在苏区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刘群先长征前不久头部在国民党空袭中被弹片击伤，从而导致了流产；贺子珍、廖似光和陈慧清已经怀孕，在长征中还生了孩子（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就是因为怀孕而没有被批准参加长征）；蔡畅患有严重的胃病，体检是过不了关的。
不过，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军委的机要秘书……
随队远行是福是祸，当时谁也不能未卜先知。
【点评】女性奇迹辉煌表现
参加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比较明确，共计约60名；红四方面军确切的数字已经无法统计（因途中常有增减），最多时为2500人。总之，参加红军长征的所有女性不足3000名。
对参加长征的女性，无论是领导人、党史战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等都不曾吝惜赞美之词。确实，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挑战了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极限。
长征给她们提供了舞台，她们在这舞台上创造了伟大和光荣，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二章 行程更漫长（1）
——女性长征的代价之谜
二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其他可以说都是围绕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这些女性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红军女战士的“行”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15斤的东西，其中包括5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与男红军相比，她们随身带的东西并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本来对女性随军就有偏见的男性，对她们拖后腿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们，她们所在的干部修养连几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残。最初的长征途中，她们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规定好的行军序列不允许任何人插队，但却可以为干部修养连一路绿灯，就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们行注目礼。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过了遵义之后，就不再因为行军速度的问题受人诟病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条件下生存下去。
邓六金长征到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她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当时有“八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八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曾给康克清当过警卫员的女兵罗坤年仅13岁，她带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回来时部队已北上。这十几个女孩子组织起来追赶，沿途靠乞讨生活，又躲过野兽袭击和人贩子，战胜了疾病、饥饿，历时三个多月，终于追上部队。
藏族女战士姜秀英的脚趾头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头砍掉。
在行军途中，红军女战士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条件使得她们的性别意识淡化。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同志在北京合影
在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后，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牛粪里刨食”，牛皮鞋底做成“美味”——红军女战士的“食”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红军女战士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有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过草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领略到自然环境的严酷。女战士汪荣华回忆道：“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性编了一首歌来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为了生存，她们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战士钟月林、钱希钧和谢飞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上夹杂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