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建根据地，自1927年秋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为开端。1929年初，因国民党军实行会剿，井冈山上缺衣乏食，毛泽东、朱德率部突围东进赣南、闽西，“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至1930年终于开辟出一块全国最大的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全盛时有21县300万人口，中央红军将近10万人。1931年11月7日，赣南瑞金城内还举行了一次“开国大典”，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主席，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从此，“毛主席”一词传遍天下，“朱毛”也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象征。由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终日叫嚷要“剿灭朱毛”、“铲平江西赤匪”，许多封闭地区的士绅们还以为“所谓朱毛者，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红七军团发表的《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宣言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成功的影响下，鄂豫皖、湘鄂西、川陕边、湘赣、湘鄂赣等地也创建了苏维埃区域和红军，苏区总人口近1000万，主力和地方红军最多时将近30万人。
然而，自1931年以后党内出现了照搬苏联教条的“左”的错误指导，国民党当局又倾全力“剿共”，南方革命根据地逐个丧失。1933年以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生存，迁到瑞金，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实行了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一系列“左”的政策，结果无法打破敌军围攻，不得不突围寻找新的落脚点。
中央红军长征走过的第一桥
——瑞金武阳桥
长征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直随中央红军行动，途中仍发表宣言文告。尽管这个政权的家当只剩下马背驮的几个文件箱，其存在却象征着革命的红旗不倒。直至长征结束，中共方面才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迎来了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
在半年犹豫后仓促决定突围
中央红军突围的初议，始自1934年春夏之交。当时红军同国民党军硬打硬拼完全陷入被动，丢失了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城。外国顾问李德失去粉碎“围剿”的信心，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提出应该转移。博古召集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对是否转移迟迟未下决心。
此时，中共中央组织关系上还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于5月间发电莫斯科请示是否可以转移。7月间，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却又希望能再坚持一段，看一看形势能否扭转。此时，军委派出红七军团6000人向闽浙皖前进，让湘赣边区的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去湘西，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9月间，共产国际得知红军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因此致电希望能再坚持一段。10月上旬，中央得知蒋介石要发动最后围歼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才仓促决定迅速开始突围。
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发布的长征命令
对放弃中央根据地这样一件大事，临时中央负责人在犹豫不决时又片面强调保密，政治局内也未开会研究。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准备出发时只由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会，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负责督促计划实行，其他领导人大都在红军出发前才得知此事。广大军民更缺乏远征的动员，主力红军的突围行动，还多被认为是在附近打些运动战又会回转，结果使出征和留守两方面都缺乏准备。
国民党将领透露总攻计划
1934年秋，国民党“围剿”军采取推进一步、马上构筑碉堡、然后再推进的方式，将中央苏区压缩到只剩下七个县，10万红军被50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部署在赣州阵地上的红军
敌军围困在方圆不过一百余公里的范围内。9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将领开会，部署了德国顾问赛克特帮助制定的“铁桶计划”，决定在中央苏区四面进一步筑好碉堡，形成铁桶一般的包围圈后，于11月间发起总攻，以求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此时，国民党广东系将领莫雄正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与中共地下组织有情报关系，身边安排的项与年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派出人员。9月下旬，莫雄从庐山参加军事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向湘西转移示意图会议下山后马上通知项与年。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用特种药水抄有“铁桶计划”要点的四本学生字典，化装成乞丐潜行通过封锁线，用六天时间赶到瑞金，向老上级周恩来报告了这一重要敌情。
面对敌军总攻在即，中央苏区经过一年持续作战消耗人力物力已极为困难，所剩的狭小地域如同陈毅所形容的“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临时中央终于下决心迅速突围。对于突围方向，考虑到北面是国民党中央军重兵所在，东面和南面临近大海难以回旋，只有向西才有广阔的活动空间，且当时红二、六军团正向湘西一带开辟根据地，又可以作为接应。10月初，周恩来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派代表与之秘密谈判，达成了“必要时假道”即在赣粤交界处放开缺口的协定。有了这一有利条件，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组成野战军，于10月中旬隐蔽突围西征。
越走越远，西征终于改称长征
从10月12日至21日，从赣南几县和福建长汀出发的红军分路通过于都河边临时架起的浮桥，为防敌机和密探侦察采取了昼伏夜行。在黑暗中打着火把默默前进的队伍中，刚患了疟疾经抢救脱险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被担架抬着上了反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宣传画路，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件绒衣，一个做枕头的包袱里装着几件换洗的内衣。
中央红军的成功突围，虽然钻出了蒋介石的“铁桶”，但却撤出根据地陷入无后方作战。预定的西征越走越远，进入四川后，中共中央终于改称这是“长征”。
【点评】以挫折始以胜利终
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一个月后，在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也开始向西长征。1935年4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也开始长征，同年11月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也出发长征。在国民党“围剿”和党内“左”的错误干扰下，红军主力被迫放弃南方的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长征前的犹豫和缺乏民主讨论，又造成仓促行动和准备不足。
红军在征途中不断探索落脚点，铁流两万里，终于接近华北抗日前线的陕甘宁，这又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胜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说明红军向北发展不仅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进攻，也是要进入抗日第一线。此时，日本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前进到北方抗日前线，正好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中国革命力量重新在西北建立了新的战略基地，为迎接全国抗战高潮并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长征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转折点，人民军队由受挫又走向了兴旺发展。
第二章 “大搬家”式远征（1）
——湘江受创之谜
1934年10月中旬，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踏上了远征之路，出发时86万人的队伍拉长到将近百里。为防备空袭，大军只能夜间行军并走狭窄山路，拥挤的队列中还有几千名挑夫担着兵工厂里的机械、银行印钞票的石板、满载文件的箱子。一些医院以为目的地不远，把X光机甚至是伤员用的尿壶都带上。毛泽东看到这一情景，曾叹息说，“就像大搬家一样”。
在强敌围追堵截之下，队伍这样迟缓笨重显然会面临着严重危险。当时是谁安排了这种“大搬家”式的突围方式呢？
李德训斥刘伯承“水平不如一个参谋”
红军出发长征前，在红色首都瑞金城外的一所小院里就有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居住，因对外严格保密，这里称为“独立房子”，里面的住户就是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才知道的“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期的指挥，实际是由这个既不懂汉语，也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德国人负责。
奥托？布劳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参加德军，只当了一年列兵，战后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并被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来华前，他从未指挥过大部队作战，在院校所学只是苏军战术。原先苏联只让奥托？布劳恩到上海搜集军事情报，此人到上海后被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看中。这时的博古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虽有革命热情却缺乏军事知识，便请奥托？布劳恩到红军中当军事顾问。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不久，就决定将此人接来。
一个洋面孔的人想潜入农村根据地并不容易。奥托？布劳恩先化装成牧师，乘船到广东汕头，再由交通员接送，白天躲入船仓，夜间走小路，终于潜入中央苏区，并化名为李德。
李德到瑞金后，被赋予军事指挥权，随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认为那是“山沟沟”里的东西。他要求用苏联军队的战术同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结果红军虽英勇奋战仍节节败退。李德一直待在僻静的“独立屋子”里凭地图指挥战斗，而当时的地图大都是一些简单草图，极不准确，与实际地形相差甚远，下达的命令大都不符合前线实际。彭德怀对此曾当面斥责说：“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开始对李德这个老校友曾十分热情。不久，刘伯承发现李德的指挥不合实际，便提出不能硬打死拼，不然会“变成千古罪人”！李德却训斥刘伯承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盲目迷信苏联教条，一直袒护李德，长征之初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