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 第52部分

———————————————————————————————————————
　　　　

　　　　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泽东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泽东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泽东的新话语也有相抵牾的一面：“五四”遗产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以及“工农至上”的“新文化”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看不惯农民的“原始狡猾的性格”①，也有知识分子以理想化的革命道德标准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针砭时弊的作品，从而使他们迅速成为党的思想斗争的对象。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毛泽东的有关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新论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泽东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启蒙”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泽东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根据地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毛泽东的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又开始“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



　　　　二、把爱国主义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相结合的社会教育和国民教育


　　　　和侧重思想训练和思想改造的干部教育不同，根据地的社会教育的主题是爱
——————————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166

———————————————————————————————————————


国动员和社会改革。中共占据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在历史上多数是地瘠民贫、教育落后的边远山区，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的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①，妇女几乎都是文盲，缠足现象非常严重。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已渐次展开的社会教育，在陕甘宁边区绝无仅有。

　　　　中共中央入驻陕北后，首先面临的是与国民党军的战事，一时无从顾及教育问题，当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边区的行政系统才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随之教育和社会改良的措施才迅速推开。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民众进行爱国动员，重点是废止缠足和推动扫除文盲。

　　　　废止缠足是近代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20世纪初新式教育的确立，从清末以来就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推广，但是在西北和广大农村，缠足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1937年7月19日，也就是“七？七”事变的12天后，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根据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李富春、邓小平等13人的建议，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宣布：“自禁以后，如有定要缠的或不许放的，政府必处罚其父母或丈夫。”②

　　　　中共运用其擅长的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来推行废止缠足的活动，其手法十分类似于长征前夕的“扩红”。边区的各县乡，由妇女部主持，协同宣传部、教育部、青救会（共青团），规定每个乡组织有三人组成的“放足委员会”，在各村组成“放足组”，成立“放足突击队”，“放足突击委员会”，开展“放足突击月”活动。

　　　　1939年8月1日，边区政府又下达《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针对妇女缠足的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规定，18岁以下，禁止缠足，如有违反，“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一年以下有期徒刑”，40岁以下者在半年之内未有遵守者，一经查出，即“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半年以下有期徒刑”，再次重申，违者处一年以下徒刑。该条例还宣布：凡边区妇女已有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③

　　　　1939年12月3日，边区民政厅再发布训令，对放足标准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规定：18岁以下者完全放开，18岁以上40岁以下者以不缠裹脚布为最低

——————————
　　　　①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②　　《政府布告禁止缠足》，延安《新中华报》1937年7月19日。
　　　　③　　《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167

———————————————————————————————————————


要求。①

　　　　为了配合运动，边区政府运用了各种宣传手段，向农民广作宣传，甚至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出“放脚歌”：“妇女仔细听，放脚闹革命，敌人来围剿，小脚跑不动”，“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个女娇娇，眼睛黑，手段巧，可惜一双小脚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怕过独木桥，鬼子打来更是跑不了”。　②

　　　　到1939年底，延安市及几个专区和县的妇女完全放了足，延安县及志丹、华池县及陇东地区的大多数妇女也放了足。

　　　　显而易见，仅靠党和政府的强制性的手段并不能完全根绝缠足现象，虽然在1942年8月，边区政府又一次重申前发的废缠足令，要求彻底在边区根绝缠足现象，但是在继续鼓励废缠足和放足的同时，中共并没有歧视那些“小脚女人”，而是尽力发挥她们在战时生产方面的作用。在一首当年新创的陕西民歌中，就这样写道：“大脚参加自卫军，小脚参加慰劳队，男男女女都工作，生产劳动是第一，男人们前方去闹枪，后方的生产靠婆姨，生产运动要号召，人人知名毛主席。”③

　　　　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政府和行政力量为主导，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各种形式的冬学、夜学、识字班，把抗战和知识启蒙结合在一起，它的目标很明确：

　　　　1．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政治文化水平。

　　　　2．提高大众民族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

　　　　3．提高大众民主思想，使群众获得运用民主的能力与习惯。

　　　　4．增进大众日常生活和战时的知识。④

　　　　展开扫盲运动也是依靠组织动员和宣传鼓动的方式进行的，其领导机构包括各县区的妇女部、教育行政组织和青年组织，通过制定竞赛计划，发动“识字突击运动”，动员民众，特别是妇女参加扫盲。

　　　　据1939年7月的统计，全边区在1938年兴办的冬学有619个，学生为10317人，其中女性占七分之一，约1470人；夜学有581组（不包括延安市和延长县），男性7517人，女性418人；边区8个县（缺11县）的半日学的数目，学校有186所，男性686人（把赤水、淳耀两个男生最多的县份丢失了），女性2340人；全边区识字小组为5513个，男性29597人，女性10053人（组数相当
——————————
　　　　①　　陕甘宁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内部资料），1987年，第11页。
　　　　②　　刘御：《小脚婆娘》，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9月29日。
　　　　③　　《陕北秧歌》，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3月31日。
　　　　④　　《映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l981年版，第134页。

168

———————————————————————————————————————


多的新正县未计算进去）。1939年初边区妇联统计，妇女能识200字的比率已占边区的10％了。①

　　　　扫盲运动对提升民众的抗日思想以及战时和生产生活知识起了积极作用。有资料显示，原先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的农村妇女，进了冬学后，不仅“能识三四百字以上”，还“能说出飞机有好几种，毒气有几种，并能答复一些简单的抗日问题”。②　到1941年，边区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在边区总人口的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93％一95％。③

　　　　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④。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