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赢的是儿孙的未来。
鞠躬尽瘁对得起谁
诸葛亮第六次北伐前，祭祀昭烈庙，慷慨激昂地说：“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复统全师，再出祁山，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之死，令人遗憾，也让人感动。尤其他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成了历代忠臣清官铭记在心并借以勉励自己的名言。
然而，诸葛亮死得太早了，早得有点不负责任了。既然你诸葛亮生前总说别人做事你不放心，难道你就能放心地离开人世，而把蜀汉政权交给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去管理？
人固有一死，但每个人都应追求死而无憾。有的人主动牺牲自己，是为了唤醒别人的意志，激励别人的斗志。这样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值得敬佩，才更有意义。而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由于急功近利所造成的身体透支而引发的。所以，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值得提倡。
当然，诸葛亮也有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特别是他的清廉，堪称为官者的楷模。《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曾上表后主刘禅：“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自递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在封建王朝中，像诸葛亮这样的清官并不多见。但诸葛亮还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到底算不算对得起蜀汉政权呢？
养生文化今何在
凭心而论，像诸葛亮这样英年早逝的宰相不多见。我们所熟知的很多中国著名宰相，都有着较长的寿命，如唐朝魏征65岁，狄仁杰70岁，宋璟75岁；宋朝包拯64岁，王安石65岁，司马光68岁。对古人而言，活到这样的年纪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与诸葛亮大权独揽相比较，大部分宰相都是“伴君如伴虎”，稍不留神就可能被贬官、发配，甚至丢掉性命。比如狄仁杰就曾经进过冤狱，差点被处死；王安石曾被罢官，司马光遭到过排挤。他们的处境不如诸葛亮，但却比诸葛亮活得久。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坐宰相的人往往拥有超出常人的气量。气量决定心态，有气量的人不容易被激怒，不容易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他们的身体比起常人来也更加健康。
中国是一个养生大国，儒、释、道、医、武等各派都有自己的一套养生理念，很多士大夫也非常重视养生。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宰相多长寿的原因。
宋朝苏东坡，本是宋仁宗钦定的宰相人选，但却每每被官场淘汰出局。不过他不以为然，继续保持乐观的心态，而且还发明了很多养生的方法，所以他也活了64岁。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写道；“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而那首著名的《大江东去》，则是在他被贬到黄州后写下的。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养生文化开始渐渐褪色了。那些英年早逝者往往成为倍被学习的对象，长寿者的养生理念却遭到了忽视。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总是搞不清该向诸葛亮学什么？是学他的身体透支呢，还是学他的清廉为政呢？当然应该是后者。遗憾的是，很多清廉的干部同时也是透支自己生命的代表人物。
像焦裕禄、蒋祝英、牛玉儒这样的好干部，人民本来希望他们能多工作几年，但是他们却过早地离开了人士。
牛玉儒得知自己得癌症后，恳请医生：“能不能把我‘留’下来，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表现出他对事业的深深眷恋。这种奉献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动！可是牛书记呀，你当初为什么就不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呢？
据说，有一次牛玉儒在酒桌上与北京锡华集团的张杰庭总裁吃饭，牛玉儒感冒还没好，刚刚打完点滴。张杰庭开玩笑说，如果牛书记能把这一杯酒喝下去，我就在包头投资。当时牛玉儒将这杯酒一饮而尽，这让在座的客人大为感动。不久以后，锡华集团赶往包头调研，并开始了投资建设。
牛玉儒上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后，为了推动呼市的招商引资，有时一晚赴好几场酒宴，喝酒都是一饮而尽，从不推托。而回到车上则是常常胃疼难受，在他看来，只要能为呼市招商引资，自己喝多少都无所谓。
然而，人毕竟是血肉之躯，过度饮酒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牛玉儒在酒桌上的豪情实际上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
在牛玉儒去世后，一股学习牛玉儒的风潮开始在全国涌起。但是很少有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此，笔者不得不大声疾呼：在学习牛玉儒的同时，别忘记了健康管理！
第九篇运筹帷幄，决败千里
没有调查怎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曾经告诫全党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恰恰是“没有调查，但拥有发言权。”
诸葛亮自恃“能掐会算”，追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以他总是不屑于调查研究工作。
魏延曾建议诸葛亮兵出子午谷，被诸葛亮拒绝了，理由是害怕魏军在山中设伏。其实，山中有没有埋伏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派一小队“细作”先行出发，详细侦察敌情便可。由于诸葛亮平时就比较忽视情报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也根本想不到要去侦察敌情。
假如经细作侦察，确定子午谷以北没有敌军把守，那么采用魏延的计策很可能就会大获全胜。而实际上，魏军的确没有设伏。当时司马懿被贬官，新任魏军统帅司马懋是个无谋之人，他怎能想到蜀军会从偏僻山中杀出？
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懋是个草包，但他还是不愿意冒险采纳魏延的计策，因为他担心在草包司马懋身边万一有高人该怎么办？实际上他所担心的这个问题仍然可以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弄清楚。只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没有情报工作的意识。
由于诸葛亮过于崇尚“运筹帷幄之中”，导致了他对调查研究工作的忽视，所以他的很多决策都“决败千里之外”，甚至决败于“十里之外”。荆州之失，在于诸葛亮没有调查清楚孙权的意图，想当然地认为主动出击可瓦解孙曹联盟，于是做出了错误决策。而街亭之败，看似是马谡之过，实则也与诸葛亮的情报联络工作的迟误有关，他对马谡阵型的掌握太晚，以至于来不及做补救措施。当然，整个北伐战争，则更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表现。如果能对曹魏政权的实力进行客观调查，他就不会贸然发动北伐战争了。
中国历史上，不调查而乱决策的领导人很多，由此而造成的灾难也不少见。唐玄宗在位时，重用奸臣杨国忠，杨国忠两次征讨南诏，都被南诏人打得大败。但杨国忠深知，唐玄宗正沉溺于酒色之中，根本无暇调查核实战情，于是杨国忠便大胆编造谎言，说自己打了打胜仗，结果他得到了唐玄宗的封赏。
在中日甲午海战前，日本人悄悄扩充海军军力，日本皇后将自己的首饰捐献出来购买军舰，而中国大清朝的慈禧太后却在为修建颐和园而搜刮民脂民膏，清朝海军预算也被上面截留了不少。眼看着日本海军实力一天天超过了清朝海军，李鸿章认为不可与日本交战，应以斡旋、调节为主。慈禧太后却认为，中国虽打不过美英，但对付个小日本总不成问题吧。此时，翁同龢、光绪等人也力主一战。战争打响后，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战败，不得不接受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在这期间，清政府上层只有李鸿章一个人是经过了调查而发言的，而反对他的那些人则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的空想主义者。
不能保密，怎能安全？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过程中，原投降曹魏的孟达欲起兵举事，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去攻打洛阳。而此时，也恰逢司马懿被魏主曹睿官复原职。诸葛亮知道司马懿是个厉害的对手，孟达很有可能被他消灭。于是诸葛亮修书一封，让孟达派来的心腹回去提醒孟达，要他千万防备司马懿，并让孟达千万不要让同事者知道秘密，知则必败。
诸葛亮写给孟达的这封十万火急的信件，最终没能送到孟达手中。因为送信人在路途上就被司马懿军队的前路哨兵抓获了。
由于孟达没能收到诸葛亮的警告，便糊里糊涂把自己要起兵的事情告诉了很多亲信，这些所谓的“亲信”实际上根本就心怀诡态。在司马懿率兵打来时，孟达的心腹李辅和孟达外甥邓贤献城投降。结果，孟达被杀，诸葛亮又失去了一次攻克魏都的机会。
《三国演义》的这段描写，与真正的史实有所出入。罗贯中之所以改写历史，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然而，即便事情都如《三国演义》这样的描写，诸葛亮仍然脱不了保密工作不严谨的责任。既然这是一封十万火急的信件，就要防备信件可能会落入敌手，所以应该继续派人前去提醒才是。
打开《晋书》，当我们翻阅有关孟达举兵的真实历史时，就会发现，孟达之败，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诸葛亮的安全保密出了问题。
《晋书。帝纪第一》记载，孟达投降曹魏后，司马懿一直认为孟达言行倾巧，不可信任。后来孟达果然暗中连吴固蜀，潜图中原。但蜀相诸葛亮厌恶孟达之反复无常，又虑其为患。于是诸葛亮遣一个叫郭模的人诈降，以便帮助孟达举兵。郭模经过魏兴城时，被魏兴太守申仪抓获，孟达暗通吴蜀的秘密便被泄漏了。孟达一看情况不妙，便计划提前举兵。
司马懿为了稳住孟达，便修书致孟达：“将军昔日背弃刘备，投奔我国，蜀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破我军，只是苦于无路。郭模之所言，并非小事，诸葛亮岂能轻易让事情宣露，他的真实目的你该知道吧。”
司马懿的书信意在挑拨孟达和诸葛亮的关系，他的意思是，诸葛亮派郭模诈降，本来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