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1）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刘少奇无奈、惶惑、愤怒，怆然曰：“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但是，随着“左”倾思想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一大批学术、文艺方面的著作和观点被强加了修正主义等大帽子，遭到公开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说《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
一石击起千层浪。
文革五人小组在这种情况下，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本意是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让它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斗争。
3月，按预定计划，刘少奇要出访亚洲三国：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本来出访前，刘少奇提出不带夫人，但外事部门却坚持夫人随访会增加友好气氛，他只好同意。于是，正在乡下搞“四清”的王光美急匆匆赶回北京，准备出访。
这次访问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访。等他回到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刘少奇说：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刘少奇访问刚刚回国，被通知马上到杭州开会。
原来，在他出访的这一段时间里，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
——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几段火药味异常浓厚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谁？
在刘少奇回国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作出组织处理。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批判。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整个通知稿，原封不动，一字未改，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动，可以称得上“原汁原味”。
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见：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通知》对彭真进行了点名批判。
刘少奇问彭真：“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答：“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回答。
毛泽东对通知进行了修改，加写了几段话，其中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所讲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实际上很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林彪又在会议上兴风作浪，大讲政变经：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夺取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会上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通“连珠炮”轰懵了，张大了嘴巴合不拢，不知如何是好。
没等人们回过神来，话锋一转，林彪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号召：“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发表戚本禹写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又是一通“连珠炮”，向“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了。
在一片批判声中，在不堪忍受的政治压力下，5月18日，邓拓自杀；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此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继续进行。会场外的火药味蔓延到会场上。
出现这种情况完全出乎刘少奇的意料。5月26日，他在会议上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谈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还作了自我批评。
他平静地说：
对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就这样，刘少奇同全国人民一样，根本没有来得及做什么思想准备，就被裹挟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了。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上下顿时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大潮。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批朱硕、陆平等人的大字报，这两份大字报都是经毛泽东同意发表的，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人们向“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
接着，以《人民日报》为主要阵地的宣传媒介宣传、鼓动“文化大革命”。
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马上被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投身这一伟大运动，四处搜寻黑帮，揪斗当权派。顿时，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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