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卿对恢复和发展自己的企业也有顾虑，考虑到前途问题，是不是扩大生产规模后就算大资本家，资产都要没收。
这实际上是关系到私营企业的前途问题，是资本家都有的后顾之忧。
刘少奇开导他说：“你现在才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子，一共16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
宋■卿一听，这个领导说话非常干脆，当即回答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必须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积极作用，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搞起，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有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刘少奇的风趣引起在座资本家们的一片笑声。
刘少奇一席话，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纷纷表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早日使天津市的经济走上发展轨道。
很快，刘少奇对资本家的态度和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就产生了效应。
4月30日，宋■卿写信给刘少奇，提出了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刘少奇很快回信鼓励他：“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现在，当年宋■卿主持的东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工厂——东亚毛纺厂，已经创造出天津市乃至全国有名的品牌：“羝羊牌”毛线。
刘少奇鼓励工商业资本家提出意见，帮助党和政府修改具体的政策：“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
由于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有些资本家觉得负担很重。刘少奇开诚布公：“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的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平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就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的总收入。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子，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也要顾及到。城市多负担一点，可以说服农民。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另外，刘少奇提出：“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当然是临时性的。”
在同资本家座谈时，有的资本家提出不愿听“资本家”这个词，更害怕“剥削”这样的字眼，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感觉苦闷。有人甚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成“利益分润者”。
“资本家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你们担心生产发展后会提高股息，主张把过多的股息归国家。那，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刘少奇开玩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行。在没有找出其他适当的词之前，我们只好叫你们‘资本家’。”
共产党对资本家不是消灭，而是发挥其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仅仅管几十年。几十年以后呢？资本家的前途怎样？
刘少奇给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还就一些情况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
薄一波回忆说：
“当时，我把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我认为，少奇同志讲这个话的本意，是要向工人、资本家说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剥削是难以避免的。雇佣关系愈发展，可以使更多的工人得到就业，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雇佣劳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
当时随同刘少奇去天津的王光美因要生孩子，提前回到了北平。她去见了毛泽东。
她回忆说：
“主席问我少奇在天津的情况时，我说我们参观了几个工厂，开了不少座谈会，我特别记得，在提到少奇会见资本家的情况时我说：‘少奇还几次见了资本家，找了大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等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主席笑着说：‘就是让他去做资本家工作的。’”
刘少奇回北平后，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作关于天津视察的情况的报告，并于6月4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对私人工商业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斗争走到社会主义”，“这些产业有代价的收归国有，股份一年退不完，分十年退。十年退不完，号召一下，乡村有人献地，城里也可以号召献股，退一部分，献一部分也可以。十年退不完，十二三年也都可以。”
刘少奇从天津视察完毕，就赶往唐山、开滦继续视察。很快他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立即回北平，一项重要使命又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为新中国的成立到苏联“秘密取经”。
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初出茅庐”，是个初生的“牛犊”，尽管是个烂摊子，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迎了上去。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1）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摸底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
1949年1月30日，石家庄机场，一架苏军飞机从天而降，停在当年的日军军用机场上。
飞机的舷梯打开，下来的是一位苏联人。他名叫安德列夫，实际上他的真名是米高扬。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此行是受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委派，秘密从苏联赶往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又从大连起飞抵达石家庄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未完全取得胜利，因此，米高扬的来访是秘密的。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同苏共中央的联系以及与斯大林的联系都用的是斯大林的化名：菲利波夫。斯大林的这一化名直到朝鲜战争期间仍然使用。
1月31日下午1时，按照约定的时间，米高扬来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
一见面，米高扬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跟着，他就介绍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这次秘访西柏坡的决定：“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见。”
接着，米高扬向毛泽东等人表示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超然物外的态度：“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因此，怎样设计新中国的政权、中国建设的历史性进程，就成为刘少奇秘密访苏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和米高扬谈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建立新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经济建设、军队、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等问题，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强调了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的明确化，已提到日程上来。新政权的性质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府必须是个联合政府，但领导权要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其次，毛泽东强调说，中共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
第三，毛泽东谈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帮助我们打扫屋子，但别的客人要等一等，这就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第四，关于中共同苏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多次说，中共中央在期待苏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导。米高扬表示，苏共中央不能干预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导中共，每一个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向苏共中央征求意见时，苏共中央只能提出建议，而不能作指示。
毛泽东一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