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仍然在外地，陈云在上海养病，林彪也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还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计105人。这次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刘少奇宣布了会议的议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还是讲得不够，还是讲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在会议上，刘少奇多次就形势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一次，在前几次会议的基础上中央财经小组提交了1962年度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明确摆出了国民经济困难的8个方面及其针对性的方针：一是粮食供应紧张，经济作物减产，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二是工业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的大调整也不行；三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缩小后，必须踏步几年，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四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五是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超过了农业发展水平；六是市场商品匮乏，特别是吃穿两项，在三五年内难以有大的改善；七是外汇收入不可能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八是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
这个报告把困难摆在了桌面上，形势逐步明朗化。
这对与会者触动是相当大的。
刘少奇对中央财经小组提交的年度报告肯定说“是好的”。对调整经济指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刘少奇说：1958年后，每年都调整计划，年年都往低里调，年初计划高，年底调低。1962年的指标又是调低。
刘少奇敢于突破多年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对与会者说：
同志们，是不是以后（指标）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
高指标的“尾巴”割掉了吗？的的确确割掉了一部分。但是，不久以后，阶级斗争的“尾巴”又翘了起来，而这个“尾巴”，是在中国历经十几年的磨难后，才真正割掉的。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的确确，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是到了真刀真枪实干的时候了。
不能再等了。
国民经济的调整，不能再“修修补补”，而要“伤筋动骨”。
措施就是：一曰“下马”，二曰“减人”，三曰农业“增产”。
首先是要降低指标，调整农轻重的比例，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长短战线，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国民经济调整的另外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实际上，减少城市人口，从1961年就开始了。1960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其中精简职工873万人。但是，全国仍有城镇人口1。2亿多人，仍比1957年多出2758万人。“五月会议”上，中央决定再次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
这是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既然有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就要贯彻执行，而且要执行得力。
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刘少奇在内，党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都下了决心。
在“五月会议”上，周恩来说：“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如同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史无前例，世界上也没有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刘少奇说：“减少2000万人口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我们下决心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这也算一个勇气。现在有些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里面，有不少人要求回乡，但是组织上不批准，不让回去，怕这些人走了，没有人代替。对这些人，要尽量让他们回乡。当然，时间要衔接起来，等城里有人代替以后再走。对工作没有大妨碍的，也可以先让他们走。对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但是，一下子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会不会乱？
刘少奇说：首先要保证“大城市不闹事”，中小城市“也要注意”，“要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还要准备出乱子”，“准备它出大乱子”，“如果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做解释工作，我估计群众是可以说通的”。
中国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没有怨言，没有哀伤，党中央一声号令，人们携家带口，扶老搀幼，踏上迁移之路。本来预计有难度的精简城市人口，非常顺利，到9月份就基本上超额完成了：当年共减少城镇人口1048万人，其中职工940多万人。
毛泽东后来不无感慨地赞叹这一片土地上养育了这么好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但是，这种措施，如同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时说的：“人搬三次穷啊！”的的确确是“伤筋动骨”的事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事情，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后来，邓小平对此措施也多次谈起。此一时，彼一时，不免多了些感怀：过去遇到困难，党中央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2000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切的调整，中心是农业。
国民经济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增产的问题。农业增产问题不解决，没有吃、穿，就没有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调整和恢复，何谈发展？农业才是重中之重。
正如邓小平在“五月会议”上所说：“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情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都要靠生产队拿出来。”
不料，没有多久，针对农村中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又出来说话了。他这一番话，虽然一定程度上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但在实际上影响了国民经济调整，也从而使国民经济调整不可能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全力进行。
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批判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经营体制、可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包产到户”，并定名为“单干风”。
同时，还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思想起了变化，而且直接左右了后来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引起毛泽东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对“包产到户”的认识。
刘少奇支持了农村“包产到户”（1）
刘少奇支持了农村中自发的“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同时主持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大跃进”过程中，3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步呈现出其不适应中国国情的弊端。富有创造性的中国农民，自发地开始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变革：包产到户。
1961年前后，在全国的一些农村，一些地区自发产生了一种同中国农村生产力也同当地情况相适合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承包责任制。
这表明，中国农民已经开始了自发的变革，也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对现有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的否定，开始寻找一种合适的道路。
这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但是，围绕这一问题，党内长期以来没有达成一种共识，也没有对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正名分”。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因如此，包产到户作为对“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的否定，自然就不可能得到“正名”。在农村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为主的“五风”后，初步纠正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但是，户与户之间的平均主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就是说：只解决了经营组织之间的平均主义，没有解决经营组织内部的平均主义。
因此，农民的意见非常大：称这种没有根本解决户与户之间的平均主义的形式是：“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农民又有意见了：“大呼隆”变成了“二呼隆”；“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
农民的语言，是最形象的，也是最实际的。
路是人走出来的。最早出现包产到户的是安徽省。
1960年初春，安徽宿县的一位7旬老农向公社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公社并没有考虑其他什么，就同意了。
结果，在这片荒山野岭上，种出了中国最早的责任制的花朵。
这位农民和他的儿子共计开荒16亩，收获粮食3300斤，上交粮食1800斤，剩余的有口粮、种子和饲料粮1500斤，养猪、养鸡得了现金60元。
并不止此，这位农民勇敢地向当地领导汇报了自己的经验，并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
曾希圣主持的安徽省委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震惊：这还了得！这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嘛！
事关重大，曾希圣专程去上海向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汇报。柯庆施说：这个办法可以试验，不要推广。
1961年2月，柯庆施路过安徽全椒县古河镇时，几个农民向他当面提出要求实行“责任田”，要他实行“包产到户”，甚至质问他：“为什么不相信我们？”
尽管柯庆施没有支持，但安徽省委还是根据农民的要求，创造出一种在计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