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1962年1月9日,报告形成了第一稿,刘少奇当天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并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要他转告刘少奇、邓小平等:报告前两部分已看过一遍,“觉得好”。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几易其稿,自1962年1月17日至24日,他就先后主持了8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修改。
1月25日,刘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上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
刘少奇明确说:
现在有一个七千人的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么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1958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的确如刘少奇所说,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何等容易?
这是中央的想法: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全力进行调整。
但是,各路诸侯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想听一听中央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怎样走出困境?
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各省市区的负责人、各县的负责人,都有着同样的心情。
毛泽东怎样看的?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同邓小平的谈话中说: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这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
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了毛泽东的心情:
毛主席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3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要把它总结起来,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变成财富,使我们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走上轨道。
毛泽东后来在无锡同华东几个省的负责人说:明年(1962)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次会议(七千人大会)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前进。
薄一波回忆说: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
到1961年底,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调整政策和调整经济,使农业形势开始露出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回忆说:
我带领江苏的省、地(市)、县及部分重点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赴京参加了会议。当时大家曾想: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呢?……我领会,中央请全国几级干部都来参加会议,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一道来认真总结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便统一思想,做好工作,战胜困难,脚踏实地地前进。
这毕竟是比较上层的领导干部的心情,相对而言,来自最基层的干部的心情更能反映出当时普遍的心情。
他们毕竟是最基层的“父母官”,面对困难形势,他们的心情在没有中央的指示的情况下,陷入了一片茫然。
当时,有很多县委书记从未到过北京,当他们入住高级宾馆时,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中共龙山县委书记王福彬回忆说:
当时,我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也是如此。全县农业生产已经连续三年歉收,农作物收获面积由1958年的92万亩下降到78万亩左右,粮食产量由1。65亿斤下降到1。25亿斤左右,粮食平均亩产由201斤下降到135斤左右。
由于1958年“大跃进”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兴起的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做法,使整个工作十分被动。1961年,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等指示,但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工作中“左”的错误还在延续,干部作风问题也不少,强迫命令、多吃多占等现象时有发生。
面临这样的局面,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很混乱。尤其是在党内,相互埋怨的腐蚀党内的团结的情绪在滋长。不少干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很不一致,对“大跃进”4年工作的评价也褒贬各异。
……
当时,我作为中共龙山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中。一方面,看到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困难重重,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负疚感便重压心头,有时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路该怎么走,工作该如何干,在实践中也看出了不少问题,摸清了一些路子,但客观上“大跃进”的气候还没有消失,主观上对有些问题还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工作上一时显得束手无策,思想上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急需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急需要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来自最基层的声音,恐怕也是高层领导人所听不到的吧!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上下通气”。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齐心协力找出路,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耗下去。
1962年1月11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分发到与会者手中,要他们集中讨论,广泛听取来自各条战线、各个层次的领导人的反映。同时,成立了由刘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的修改。
从各方面对报告反映的情况看,与会者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疑问,比较集中的是:“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的问题。“左”和右,实际上是根本。
根据反映,1月17日,刘少奇主持了第一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初步修改。来自上海的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作为毛泽东称之为“柯老”的人物,作为“大跃进”的鼓动者和力行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代表们就“大跃进”提出质疑表示了担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办法鼓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几种地区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华东区到1967年就可以完成4000亿斤的指标。
柯庆施说,对《书面报告》越看越没有劲。
1月18日,彭真发言。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60年代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1960年提出的八字方针是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
刘少奇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刘少奇看问题向来是很透彻的,这一句话就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庐山会议后,全党上下怕右,“宁左勿右”,以至于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切实的解决,都是因为在思想上有顾虑。
彭真披肝沥胆,直话直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顺着彭真的思路,邓小平接下来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感觉到,有毛泽东这个表态,就更无顾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毛主席的威信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0。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彭真一席话,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而彭真的话,比彭德怀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天,周恩来发言说:“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越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显然,周恩来是要保护彭真,也要保护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更大的冲击,因此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使会议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来发言后,陈伯达接着发言,没有顺周恩来的思路讲,而是接着昨天的彭真发言讲,又走了回去:“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话里透着弦外之音,也可以听得出“霍霍”的磨刀声。
有彭德怀之前鉴,彭真不得不对陈伯达的话作出回答:“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