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
很显然，“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他更对搞小动作、耍阴谋诡计厌恶至极。
但是，高岗显然是昏了头，不知前面是万丈深渊，宁要一跳撞运气。
高岗借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机含沙射影，“批薄射刘”，其居心昭然若揭。随着会议的结束，高岗企图推倒刘少奇的场合就没有了。财经会议作了结论，就没有了攻击刘少奇的借口了。
高岗先是在党内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高岗对人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
高岗把收集来的刘少奇的所谓“错误”，集中起来作为攻击材料。毛泽东了解后，要他找刘少奇直接谈清楚问题。高岗没有理睬。刘少奇反而主动找他两次谈话，并对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高岗反咬一口，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
这还不算，高岗更加进一步地攻击说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子”，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高岗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紧接着，高岗孤注一掷，制造借口，制造谣言，公然提出了所谓的“军党论”。高岗的所谓“军党论”，实际上就是“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的理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
高岗散布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正，提出决议把刘少奇作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代表的提法不对，需重新作结论。
与此同时，高岗提出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即“白区党”和“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两部分。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党是红区的党即军队的党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掌握在“白区党”手中，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应当彻底改组。
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领导层内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在财经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还提出过中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苏联的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这是一个谋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机会，更使他的台前幕后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高岗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泽东所重视，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而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担任。高岗并要陈云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的断然拒绝。
接着，高岗南下杭州、广州进行游说，继续散布谣言。他说：毛泽东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
1953年10月，高岗不赞成设立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反对刘少奇担任总书记或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就找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高岗别有用心地撺掇，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
12月，毛泽东因病到杭州休养，并主持起草宪法。行前，他在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在他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这也是党中央自七大以来的惯例，每逢毛泽东因事不在中央时，中央的工作都由刘少奇主持：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职务由刘少奇代理；1949年毛泽东访苏，其职务再次由刘少奇代理。
在会上，刘少奇提出，这一次不要代理了，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好了。
书记处的其他成员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赞成轮流。高岗在会上没有吭声，会后却一再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在后来《我的反省》中，高岗承认：其目的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为找到“同盟者”，高岗还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四处活动，搞串联，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拉拢陶铸未成，就拉拢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人。陈云、邓小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就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27年后，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回忆这一党内斗争时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邓小平在他的回忆中谈及了林彪和饶漱石是支持高岗的，林彪并未紧跟高岗，而饶漱石却把自己绑在了高岗反党的“战车”上，同高岗沆瀣一气，充当了“敲边鼓”的角色。
薄一波回忆说：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饶漱石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曾受到少奇同志的器重。
的确如此，在革命战争时期，饶漱石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中局工作。建国后，饶漱石担任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主持华东的党政军工作。1952年，作为“五马”之一，饶漱石上调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看到刘少奇几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就以为刘少奇已经失势，一反常态，同高岗串通一气，达成默契，企图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形象地说他们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饶漱石一到中组部，就排斥和打击中组部原有的干部，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的无理斗争，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震动”一下。毛泽东后来批评饶漱石说：“新官上任，刚来即斗。”其后，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他又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薄射刘”，饶漱石就在其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讨安伐刘”，充当高岗的“旗手”，开辟了拱倒刘少奇的“第二战场”。
饶漱石“讨安伐刘”的借口是安子文草拟的一份中央领导层的名单。
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转达了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没有经过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而外，还有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上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人和中央正副秘书长人选。
安子文写出名单后，曾经给高岗看过，也和饶漱石谈过。后来中央批评了这件事，安子文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但高岗、饶漱石却疑神疑鬼，抓住这个名单大做文章。
高岗和饶漱石私下里在许多人中间传播这个名单，还造谣说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拟定的。高岗还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而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还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饶漱石也添油加醋，捏造说某某等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并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
这样，借口名单问题，首先在中组部内部，饶漱石就开展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在中组部的两次部务会议上大批特批安子文。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并提出了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任务。饶漱石在这次会议上却故意扭转会议的主要议题，再次挑起了批判安子文的“斗争”，借口批判安子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
中共中央对此马上察觉了，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会议暂停，先举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对安子文进行指责和攻击，致使会期一拖再拖，直到10月底才结束。
饶漱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猛烈攻击安子文，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他的目的是攻击刘少奇。饶漱石在领导小组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