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知德宗性格，多次借机离间德宗与群臣的关系。奉天之难后，虽然忠臣陆挚多被信用，仍然因直谏而使德宗内心不快。卢杞被贬外任后，德宗仍思念不已，并对李沁讲：“卢杞忠清强介，别人总说他奸邪，朕怎么总不觉得。”李泌倒是一语道破：“卢杞对陛下您言听计从。别人都说他奸邪，而陛下您惟独不觉他奸邪，这止是卢杞奸邪的关键所在呵。”同时，德宗又以能言善辩为取人的标准，谁能奉承他就把谁当忠心之人，以惬己之意为“忠臣”标准，小有违忤则耿耿于怀。非常奇怪的是，德宗一辈子都和无赖小人一见如故——卢杞、裴延龄、李齐运、王绍、韦执谊等人，常常相坐秘语，语笑款狎而不知倦，使“小人常得志”。由此推之，唐德宗本人其意就是个“小人头子”，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身上“小人”磁场那么强，难怪大批小人皆磁附其左右。
至于财迷心窍、急于聚敛方面，唐德宗简直像得了失心疯一般。他先是下令搜刮富翁钱财。官员得令后，残暴如盗贼，检括登记长安富贾大户，压榨夺取，动不动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不少富商一下子因官府催逼交不出钱而上吊而死，然后，又立“僦质钱”名目，凡有蓄积财物者，都要把四分之一上交朝廷，以至于天下嚣然，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赶至京师在路上拦住卢杞的马哭诉。接着，唐廷又对人民的住房收税，号为“间架税”，并出钱奖励人们互相告发，对那些不按实际房屋数目交税的人又罚又打。“愁怨之声，闻于远近”。奸贼卢杞被贬后，另一个贼臣裴延龄也因为善为暴敛、乱加杂税深为德宗所信用，令民间生计更苦。泾原兵士在长安叛乱时，对民众大呼的口号就是：“大家别害怕，我们不夺‘僦质税’，不收‘间架钱’”！到了德宗后期，更是开立“宫市”，与小民争利，其种种深弊，可从白居易《卖炭翁》中可见一斑。
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是深受倚重，但此太监毕竟是个忠臣，又知道谦抑之道，对国家危害极少。到了唐德宗时代，宦官成为掌握朝廷的一支重要势力，而且积弊至深。泾原兵士叛乱，正因为宦官白志贞的禁兵一个没来，差点让德宗成为乱军俘虏。按理说应该“惩前毖后”，谁知道后来他更加宠任太监，而且这些公公们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以至于其后数位皇帝皆由宦官拥立。太监们还在各个军区充任监军，干扰军事。奉天之乱后，唐德宗外表好象十分信任大将忠臣，内心却十分猜忌这些宿将勋师，并把神策军兵马使这么重要的禁军统领位置完全由太监掌握。而且，到了德宗后朝，各地节度使以及重要军镇的将师都出自神策军，皆为太监统军的“门下”，只知报公公们举荐的恩德，不知朝廷的存在。至此，刑赏恩罚的大柄不在人君而在那些宦官。尤其是在讨伐吴少诚时，大太监推荐常给自己送金银财宝的韩金义为为四面行营招讨使，又派数十太监为监军，十七道唐兵皆受这些庸才小人节制，致使官军屡战屡败，死亡无数。“德宗为唐室造祸之至，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范祖禹），诚哉斯言！
唐德宗初即位，锐意削藩，但自从奉天之乱后，如丧肝胆，对藩镇务求姑息，矫枉过正。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赶走节度使刘士宁，德宗竟授李万荣为留后，此种姑息，简直就是鼓励臣下叛篡，致使后来的仿效者越来越多，唐廷威权丧失几近。同时，他还爱耍小聪明，自己亲自择任各个藩镇的副手和参佐之将。但藩镇头子往往用计除去这些人，大太监们以权谋使唤这些人，谁也不会真正向德宗效“愚忠”。最过份的，当属德宗纵宠浙西观察使李锜之事。李锜本来只是个常州刺史，由于向大太监李齐运孝敬了大笔金银财宝，就为李太监荐给德宗，升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李锜掌握“天下利权”后，对下刻意搜刮，对上不停上贡，朝廷权贵遍受其贿，逐渐骄纵无所忌惮。他对自己所辖官员任意杀害，贪污公款无数。浙西平民崔善贞到京城告御状，德宗不仅不相信，反而大怒，派人把崔善贞用木枷铁锁锁上，送交李锜处理。“（李）锜闻其将至，预凿坑待之”。崔善贞囚车一至，连枷锁也不脱，被李锜手下兵士踹入土坑中活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真正的是钳天下之口而长奸臣之威，让这些贼臣愈加骄暴，日后个个迭相叛逆。
由上种种，皆可以看出，唐德宗的过失，也可用罄竹难书四字来表达，一点也不冤枉他！
历史中国 文 / 梅毅
——大一统方向标下的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国家繁荣强盛的梦想成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似乎总是那样来去匆匆。在看似如风而逝的虚幻理想褪色的过程中，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不知不觉中巍然屹立，在亚洲的大地上这么真实地存在着，渐渐成为任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的、文化的中央国家。
当然，纵观六千年中国文明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似乎让学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一统国家基本上是消极组织。首先，它们合在文明崩溃之后，而不是在文明崩溃之前兴起的，然后才带给这种文明一种政治上的统一。”（阿诺德·汤因比）此种论点，忽视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差异性。虽然大一统国家往往是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建立，但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停止过，中华文明的链条从未断绝。野蛮如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可以对汉人十户一把菜刀地加以物质限制，可以“十儒九丐”地进行文化心理压迫。即使在如此的高压之下，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传统从未失落过，“温良恭俭让”的做人原则从未抛弃过。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野蛮可以暂时战胜文明，但仅仅是政治形式层面的意义而已。最终，当战火的硝烟沉寂之后，入侵者不是被同化，就是更加不遗余力地继承和发展这种薪火相传的文明，因为这种文明是在旧基础上新的大一统国家强有力的道德保障和上层建筑的统治根本。
如海纳百川，中华文明不断地包容和接受各个民族的精粹，总能把东方大国神秘的微笑保留到最后。对此奇特现象，西方学者只能悻悻言道：“占领被一个崩溃中的大一统国家所遗弃的版图的蛮族入侵者是没有前途的英雄”（迈克因特尔）其实，这种言论只是看到了事物变化的表面，完全忽略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同化力。
于中国社会而言，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是至高无上的不朽理念，由此，秦汉和盛唐的赫赫伟业才会不受时光的侵蚀而日益在中国人的心中永驻不去。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曾经、现在、将来都会在全世界尊敬的目光之中骄傲地存在。一个国家的边界总会因世易时移有所变化，但中华民族的心理疆界永远骄傲地刻限于容光四射的年代，过去的历史永远也不会成为化石的残骸！
在全球化、市场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今天，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以“冷静的智者”面目出现，他们会时时发出“告诫”：“民族国家是一种虚幻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是狭隘的、过激的幽灵”、“民族主义是激起邻国不安的非稳定因素”等等——所有这些以“忧虑”面貌出现的焦灼、不安，不是出于对中国发展历史的虚妄无知，就是出于某种居心叵测的揣测和臆造。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在六千年来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生的伟大族群。在几十个漫长的世纪里，我们不断地克服恐怖、征服、杀害与残暴，汰陈除旧，消融野蛮与暴戾，淀积忠信与平和的伟大民族人格，在千万里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一次又一次让铁与火最终归于沉寂，力促诚信与宽容，并以君临万方的大气向世界表明我们是怎样一位伟大而平和的善邻。
今天，在和平崛起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以审慎的、宽和的心态对待外界的声音。在勇于接纳各种善意批评的同时，也应该时刻保持强者的意识，目光应穿向更加遥远的远方。对觊觎者和居心叵测者来说，即便整个中国只拥有一只铁制的长矛，他们依然会叫嚣中国仍旧是非常危险的国家，会把那根长矛渲染、夸大为无比威胁的标志！只有孱弱者才总会仰视别人的脸色和揣测别人的意愿。雄狮的道德毕竟是群羊无法企及、群狼不能容忍的道德！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光荣的、博大的、具有宽广内涵的民族主义传统，正是这条东方巨龙千年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核。
饶有意味的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创始者孔夫子，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不过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中力图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老庄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更是乱世播迁中明哲保身的实用主义理想。秦皇汉武“海内为郡县”，唐宗宋祖的“法令为一统”，元帝清皇的“四夷皆驭内”，体现了后代中国政治家们雄浑的气魄和对传统价值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以王朝更迭为形式的“大一统”根本不是一家一姓的平位移置，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更是在不断的外界冲击中日趋走向强大和完善，僵化总是被巨力所击破，不稳定性最终使中华价值观修炼得总比前一个世代更加稳定和牢固。当然，总会有卓异于常人的大英雄对“大一统”表示过不满和愤懑，抨击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谭嗣同）。恰似“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矫枉过正，中华文化在关键时刻总是“不破不立”。但喘定之后，反思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之所以这样深入民心，“天下定于一”的理想之所以为中国数代伟大政治家奉为至高无上之准则，正是因为我们这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国家在纷乱历史进程中所必须的抉择，正是国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