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罗马尼亚、捷克和匈牙利，后来又加上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被丘吉尔称为“铁幕”的东西方边界，同样分割了德国，导致两个德意志国家于1949年的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首任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的带领下目标明确地倾向西方阵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发展成为苏联的最忠诚的附庸。
1950年，北朝鲜在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下向亲西方的南韩发起进攻，目的是使分裂的国家在共产党的控制下统一，于是，“冷战”变得热了起来。西方把这看成是共产党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人们担心，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德国。为了震慑苏联，北约加强了军备。这时，要求西德也做出防务贡献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些人则警告在德国重新建立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痕迹还到处可见，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在国内的赞成和反对两派间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像这个年轻的国家的所有关键性的问题一样，最后阿登纳的观点得到了贯彻。1955年5月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了北约，1956年1月，阿登纳向新的联邦国防军的第一支部队表示了祝贺。
苏联试图制止西德进入北约，对这种发展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它于1955年5月14日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除苏联外，参与国还有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一个月之后，东德建立了“国家人民军”的第一支部队；并于1955年加入了华沙条约。
尽管苏联自1949年就已经掌握了原子弹，但美国在这个时期仍然觉得自己仍处优势，所以感到很安全；敌人还缺少可以直接威胁美国的远程导弹。但苏联却于1957年成功地把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轨道，这使美国大惊失色。现在的形势已经很清楚，对手已经有能力可以攻击美国本土。这个“卫星惊吓”导致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但双方却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人们称这种状况为“威慑的均势”，两个超级大国相互都对军事行动采取谨慎态度。它的第一次表现，是东德于1961年8月在东西柏林之间修建柏林墙。这是一个极权国家试图防止其公民逃向经济更好、政治更自由的西方的措施。西方各国虽然提出抗议，美国甚至还派了几辆坦克前往，但这也就是全部的反应了。人们对建柏林墙的正式看法认为，这是“苏联势力范围的内部事务”。
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苏联对“美国门前”的社会主义古巴的支持，并秘密在那里部署了导弹。美国的空中侦察于1962年10月15日发现了导弹发射架。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1917…1963）随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在岛国的周围实行了海上封锁，进行了军队动员，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立即撤出导弹。在长达13天的时间里，世界又站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然后，赫鲁晓夫做了让步，把导弹从古巴撤走。
古巴危机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转折。两个超级大国都认识到，“强权政治”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武器，如果它不想毁灭自己和整个人类的话。也就是说，双方都知道无法战胜对方的。所有参与者都清楚，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平共处。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了“热线”，以便有可能在危机时刻尽快达成谅解。同时也开始了犹豫的停止军备竞赛的尝试。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从攻击性的对立变成了“和平共处”。
第四部分
“第三世界”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老欧洲殖民国家在世界上都失去了它们的主导地位。1945年以后出现了一股摆脱殖民主义的潮流，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国家在二十年时间里都先后取得了独立。总的说，英国基本是以和平或至少是不流血的方式放弃了殖民地，但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却均进行了残酷的战争后才获得了独立。
然而，独立庆典刚刚过去，就立即显现出来，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什么样的严峻形势。各
方面专业人才极度匮乏：管理专家、工程师、医生和教师。此外，在很多勉强促成的新兴国家里，还很快就出现了种族、宗教和社会矛盾。例如在坦桑尼亚就有120多个部族，各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部族之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使得本已困难重重的年轻国家的局势越发举步维艰。第一批大多来自独立运动的党派和政府，都标榜主张社会革命和民主。他们决心消除社会不平等，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使古老传统和现代成果结合起来。“我们飘浮在两个文明之间”，尼日利亚的女诗人这样写道。
但这种飘浮状态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由于缺乏民主的文化传统，专制的执政形式随之应运而生，均是由一个政党、一个部族或一个军事委员会或者一个人进行统治。由于统治者常常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看问题，所以很多国家的人民不得不又走上了苦难的历程。战争、内战、经济不成熟和贪污腐败，导致了全体人民的贫困和饥荒。
工业国家也对这一发展负有责任。他们 — 特别是美国 — 虽然自五十年代开始就提供了发展援助，但却忽视了 — 就像老殖民主义者一样 — 对这些新兴国家的组织结构施加影响，使得它们经济上独立，能够具备生存能力。对工业国家来说，它们仍然是原料和销售市场。
冷战期间，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被拖入了东西冲突之中。东方支持革命的集团和政权，试图推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向前发展。对西方来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建立了一种“多米诺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崩溃，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它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而这一点是西方必须竭力防止的。所以，他在反击行动中甚至支持腐败的独裁者，他的原则：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美国在认为必要时还直接插手战争。例如六十年代中期在越南，在一段时间里，它派出了五十多万军队，参与了这场残酷的反对北越共产党的战争。美国大规模的轰炸导致无法估量的破坏，最终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也包括在美国国内。在越南，美国这个“无限可能的国家”第一次在它的历史上痛苦地知道了，并不是什么都可能的。1973年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美国虽然撤回了军队，但战争却仍在进行。两年以后，北越取得了胜利，成功地统一了国家的南北两部分，成立了共产党统治的人民共和国。但“多米诺效应”却没有出现。
在东西方斗争中，为了尽可能向原来的殖民地施加影响，对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第一世界”是指富有的西方民主国家，“第二世界”是东方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逐渐试图摆脱两大阵营的控制，以便能够更好地追求自己的利益。1955年4月，它们第一次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会议，来拟订的自己设想。它们将在未来以第三种力量干预世界政治。它们的领导人物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然而，尽管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在数量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集团，但第一和第二世界却仍然继续决定着国际政局。
第四部分
中东冲突
除了东、西、南、北之间的斗争外，二次大战以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也始终是世界持久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呢？
十九世纪末，一个犹太民族运动产生了。1896年，记者泰奥多尔·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一书中，要求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便在世界各地生活的犹太人能够“返回锡安”。锡安是耶路撒冷城中一座山丘，是犹太人神圣的象征，当年他们就是从这
里被罗马人赶出去的。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第一批欧洲犹太人迁徙巴勒斯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遭到纳粹迫害而逃亡的。二次大战结束时，这里已经生活着约40万犹太移民。他们被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种威胁；双方之间不断发生械斗和恐怖事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于1947年11月，把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把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国际城市。但阿拉伯人把整个巴勒斯坦看成是他们的国家，因而拒绝这个分割计划。犹太人接受联合国这个决定，但不愿等待预定时间的到来，而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各个阿拉伯邻国随即向以色列宣战。但由于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战略，所以只能在战场上各自为战，尽管人数占优势，仍然屡遭失败。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把联合国计划中的以色列的国家版图扩大了三分之一。
这场持续了十个月的战争中最大的输家，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大约有75万人被赶出家园。随后不得不作为难民生活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中，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消灭犹太国家，返回自己的家园。而以色列人则从一开始就把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看成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以色列所以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有美国对他们的支持。反过来，苏联却支持阿拉伯一方。尽管如此，以色列仍然在1956、1967和1973年的各次中东战争中保住了自己的临时边界，甚至还占领了额外的地区。
阿拉伯国家无法战胜以色列，巴勒斯坦更没有这个可能。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同以色列国进行斗争，特别是进行恐怖爆炸行动。1959年，亚希尔·阿拉法特试图把很多巴勒斯坦地下战士收集到“法塔赫”中来；于196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PLO，即巴解组织），1969年，阿拉法特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巴解组织想通过暗杀、爆炸和劫持飞机等方法引起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并强迫西方按照他们的意志解决巴以冲突问题。
到了七十年代，缓和政策阶段取代了冷战以后，两个超级大国都敦促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