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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利益斗争中，没有孝道存在的空间。权力就象一张弓，开弓没有回头箭，武后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过“从子”的日子，她与李弘就只能一直拼斗下去，直到你死我活。
在某种程度上，太子和皇后之间这种情形的出现，也与他们身后的皇帝大有关系。高宗在主要偏向儿子的同时，并不限制皇后的势力扩展。又不能不让人想到，这也许是重病在身的皇帝有意在让妻儿互相制衡，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全占上风，从而使自己在病体支离的同时仍然能尽可能居中把握皇权。但是事情并不完全照他的意思发展。
上元二年（公元675）三月十三日，武后于邙山南行祭祀先蚕的典礼，百官及各国使者均做为随从列陪出席。这当然是一次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务活动。
另一件事随后展开：武后以著书为名，召饱学之士入宫。表面上是著《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书，实际上却密令他们参与国家大事决策，以此分宰相之权。这些人因此被呼为“北门学士”。武后仍然不愿放弃权力，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四月初夏，高宗和武后再次起程前往合璧宫消暑，太子李弘也随行。
四月二十五日，一个噩耗从合璧宫迅速传遍唐境内外：二十四岁、还没有儿女的监国太子李弘病逝。对于儿子的死，高宗表现得极其哀伤，五月初五，他发布制文，表示李弘虽死，但自己已经允诺逊位于他，诺言不因死亡而变更，因此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随后为他建了一座花费钜亿的恭陵。八月十九日李弘以帝王之礼正式下葬，高宗又亲撰《孝敬皇帝睿德纪》，痛悼自己的继承人。
李弘一直疾病缠绵，而且是“沉瘵”，即古代绝症之一痨病，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他死的时间太不合适，因此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直觉：太子死于非命，下手的就是他的母亲武天后。
李弘是死于绝症，还是死于非命，一直是令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但是内情究竟如何，谁也不得明白。
1、死于绝症。没啥可说的，病魔面前人人平等，天子都不能幸免，何况是还未登基的天子。李弘的身体确实很差，在他监国期间，很多事务都是由他身边的信臣处理的。高宗也在追悼儿子的文中提到过李弘有“沉苛”肺结核，自然死亡也很有可能。
2、死于武后之手。原因看起来似乎也很明显。采信这种说法的也很多。据说是因为高宗曾经想过要禅位与儿子。
李弘死后，他的亲信戴至德升为宰相。
但不管怎样安排，太子李弘已死不可复生了。李弘死后月余，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于六月初五被册封为高宗朝的第三位太子。
比起李弘，李贤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才华出众。他自幼年起就有读书过目不忘的奇慧。做太子的次年，李贤又招集学者共同注释了《后汉书》，得到了高宗三万匹绢帛的重赏；高宗让他监国，他处理朝政也井井有条，深得时人的推重，高宗还因此特颁手敕嘉奖道：“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纲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又赐了他五百匹帛。
然而做储君，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李贤虽然非常努力招贤纳士，高宗也放手让他监国，但当年李弘在朝臣中的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太子监国培养起来的，因此李贤在这方面仍然望尘莫及兄长。
因此，在李弘死后，武天后的势力在一段时间里没有了遏制，从而迅速地扩大了。在武后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宰相的前后，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群。他们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从后来的事情来看，他们都是偏向着武后的。
公开场合下的位次仪轨，能够充分说明人的权势大小。仪凤三年正月初四，武后就单独登上了光顺门，接受百官及四夷酋长的朝拜。虽然太子李贤有监国的头衔，永隆元年（公元680）正月十九日，武天后仍然再次单独登上了洛阳城门楼，以主人的身份宴请诸王诸司三品以上官员及诸州都督刺史，宴席上的伴奏音乐则是太常新编《六合还淳》舞。五十九岁的她已经成为大唐王朝权力的中心。
势力大了，武后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皇后如此气势，无疑使太子李贤难以忍受；而又一位“监国太子”的出现，也无疑使武后忌惮重重。
在武后的新晋亲信中，偃师人明崇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的死间接促成了太子李贤的被废。
在宋朝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里，只说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很容易让人以为明崇俨只不过是个江湖术士，而武后与明崇俨有甚不轨，这才大规模为信臣报仇，废子夺权。以为高宗真是不起任何作用一样。实际上，仔细翻翻五代人编写的《旧唐书》就知道，司马光在采集史料方面，实在是有些宋朝男子的偏见，对有利于武后的记载都不提起。
明崇俨出身名门士族，其父为豫州刺史明恪。据说他父亲手下的一名小吏能役使鬼神，明崇俨得其真传。乾封初，明崇俨应举入仕，任黄安丞。他的顶头上司有个女儿得了重病，诸医束手无策，却被他用摄取的异域奇物治愈。高宗此时正苦于风眩头痛，听说此事后立即将其召入宫中。一经试验就大喜过望，认为名不虚传，立即授以冀王府文学之职，此后他的医术和符呪幻术之技屡有效验，日益得到高宗与武后的器重，官职直至正谏大夫且得到入阁面见天皇天后的特许。明崇俨经常借神道的名义向高宗陈述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往往都能被高宗加以采纳，迅速成为帝后面前的宠儿，高宗甚至为他的五代祖宅御制碑文，亲手书写于石上。也正是这位与众不同的术士，竟向帝后声称“英王状类太宗”，在兄弟中面相最为贵重；而太子李贤却“不堪承继大位”，命中注定没有帝王之份。
这个不吉利的说法不迳而走，宫人们又据此谈起另一种揣测：太子李贤根本就不是武后的亲生儿子，他的生母是韩国夫人。李贤被这两种说法搅得寝食不安，既疑且惧，加上母亲的权势重压，与武后之间迅速变得对立起来。
对儿子的态度，武后当然感觉得到。她先是撰写了《少阳政范》和《孝子传》送给李贤，提醒他为子为君之道。不过很显然这两本书对改进母子关系没有任何作用。武后也再不客气，多次给李贤写书信，直接指责他。李贤越发惶恐不安，想到大哥之死的各种流言，觉得自己也朝不保夕了。
不久，李贤写下了他唯一传世的诗篇《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他希望这首诗歌能唤起母亲的舐犊之情，但是权力解不开芥蒂，武后越听越怒。
调露元年（公元680）五月，就在李贤出于韩国夫人之腹且无缘帝位的流言甚嚣尘上之际，说出李贤无福继位这话的明崇俨却被盗贼杀死在洛阳城。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神医宠臣竟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高宗和武后看来都很伤心。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谥“庄”，其子珪提拔为秘书郎。明崇俨除了预言李贤无帝王之命外，多数时候倒也广结良缘，加上医治高宗疾病的功劳，其子平安地度过了此后的纷乱年月，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还在升官，为怀州刺史。
能通鬼神的高官死于非命，顿时哄动了唐王朝。皇家派御史中丞崔谧等人查勘此案，许多人都因此被抓入狱中，屈打成招。但是招来招去，也没招出个靠谱的。这离奇的案子使明崇俨的死因一时众说纷纭。有好事者认为，明崇俨为奉迎帝后，过于劳役鬼神，因此被鬼所杀。更多的人则认为明崇俨不该泄漏天机多嘴多舌，得罪了太子，被太子派人杀了。
李贤素好声色，明崇俨死后的第二年，他昵爱男宠赵道生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为了表示宠爱，李贤还越制将太子宫中的许多金帛都送给了赵道生。对于这件事，司议郎韦承庆忧心忡忡地加以劝谏，李贤却置之不理。结果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武后耳中。武后遂派宰相薛元超、裴炎、高智周等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进入太子宫调查此事。
谁知这一查竟查出了意外发现：从马坊中搜出了数百副铠甲，远远超过太子府的定制。与此同时，李贤的男宠赵道生也交代说明崇俨之死是自己奉太子命所为。
面对“人证物证”，还有督办此案的宰相们，高宗目瞪口呆。出于对儿子的喜爱，何况铠甲也未曾派上用场，他仍然打算原谅李贤一次。然而武后坚决反对高宗的意见，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看情况几名宰相也都赞成武后——即使如戏剧中所演的那样，铠甲是武后事先派人藏在马坊中的，可也是通过几位宰相的手起出来的。假使太子不废，哥几个迟早死定了——结果只有一个：高宗的意见被否定了。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高宗与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李贤被废后，查抄出的数百副铠甲被搬至天津桥南当众烧毁，他的住宅也被抄检了个底朝天。在抄检中发现了太子洗马刘讷言为李贤编写的《俳谐集》。这本书交到正为儿子纳男宠犯嘀咕的高宗手里，无异于火上浇油，大怒道：“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岂辅导之义邪！”当即下令将刘纳言流放振州（海南三亚）。
太子谋逆被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