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山东发生巨野教案，德国以之为借口侵占了胶州湾。俄、英、法、日亦虎视眈眈，伺机瓜分中国。亡国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国人心头。康有为再次抵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指出：如不当机立断，发愤维新，“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绪激烈，言词痛切。这封上书也未能递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并在天津、上海、长沙维新派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给事中高燮为此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光绪谕令王大臣传询康有为，听取他对变法的意见。康有为遂奏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变法建议。光绪谕令王大臣会议，王大臣请得慈禧“尽管驳议”的旨意，逐条驳回。康有为于是转而鼓动群众性的变法运动。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
光绪拟要实行的变法维新，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就其触及各种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和传统的“祖制”而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一个政治家，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种政治势力会有清醒的认识，会预先考虑到变法维新将会遇到怎样的局面，出现各种情况时应如何应付。有十分的把握和保证方能付诸行动，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如没有把握就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但光绪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被慈禧造就出来的有严重人格心理缺陷的年轻书生。他的一切思想认识，包括仅有的一点自信都是从读书中得来，对中国的现实和官场则了解的太少，思想及各方面均准备不足，却急欲有所作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慈禧亲信荣禄私下活动，打算联络六部九卿共同上书请慈禧复出，御史李盛峰也在御史中串连，号召联名上奏请慈禧再度垂帘。后党逼光绪退位的举动，使光绪忍无可忍，他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捎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光绪以其懦弱、畏怯的天性向慈禧要权，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破天荒之举，不料慈禧竟命奕劻传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光绪立刻急切地付诸行动，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的100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100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一天竟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9 月12日）。诏书内容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个领域。
这些变法诏令受到了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所谓“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但仅凭一个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所颁发的雪片般的诏令，即想在短期内改变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社会，将之纳入近代化轨道，谈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除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人执行变法诏令，束之高阁还算好的，绝大多数是群起反对。变法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对当时社会形势略微有所了解者，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气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归结为是慈禧的后党捣乱。维新派看到他“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实际他早已丧失理智，不再考虑策略，一味色厉内荏、咄咄逼人地向后党开刀。集中表现为抛开现行体制另起炉灶。9月4 日，光绪将礼部原六堂官全部罢黜。9月5 日，超擢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为四品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并免去李鸿章、敬信在总理衙门行走等。这种做法操之过急，过早地激化了矛盾，无疑是向慈禧发出挑衅，导致后党分子向他动手。
慈禧早有防备，光绪《明定国是诏》发布后第四天，慈禧即迫令光绪一天中连下三道上谕：第一，以“渐露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第二，打破太后归政以后不再接见官员的成例，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均须具折后再到太后面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须一体向太后具折谢恩；第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领精锐的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第二节 戊戌政变（2）
与光绪有声势无实效的措施相比，慈禧这几招，招招是隐含杀机的辣手。开缺翁同龢，无异是去掉了光绪的主心骨，抽掉了帝党的顶梁柱；要新任之官向太后谢恩，实际是慈禧通过抓人事大权而干政的信号；荣禄的任命，更等同于慈禧在军事上控制了京畿。经过数十年的虐待和摧残，慈禧了解光绪个性深处的懦弱、战栗、不知所措和无抵抗主义，单凭感觉就知道如何制服他。她做了上述部署，就不再做什么，仍旧在颐和园里写字看戏、静观事态发展。不出慈禧所料，光绪“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他本抱着慈禧支持的侥幸心理，但慈禧上述措施在他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的天真和懦弱使他有预料却无防备，也无法防备，于是突出了意料之外。但他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大力推行变法维新，造成某种既成事实，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和光绪的分歧越来越大。9 月14日，光绪第11次赴颐和园，请示开懋勤殿办事，拟安插维新派康有为等为懋勤殿顾问。这是康有为的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议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如此一来，军机处将被架空。有说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从慈禧的表情上看，光绪感到变法已出现危机。有说慈禧被激怒，痛责光绪坏祖宗之法，要把祖宗家业葬送在康有为之手。光绪虽当时硬顶：“儿宁可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后人耻笑。”但他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自7月以来，京师便流传着“换皇上”的谣言。光绪得知自己将在9月间陪慈禧一起到天津阅兵，不禁揣测那是否是慈禧以其心腹荣禄发动兵变、废立皇帝、解决新党的一着将军之棋呢？9月15日，光绪担心后党近期内要采取非常行动，于是带给维新派一道密诏，如下：
赐杨锐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始如此，则朕位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使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密诏说他已感到皇位不保，要求杨锐等迅速筹商一个既可以使旧法“渐变”，又不违背太后“圣意”的两全之策。维新派几经筹商，由康有为于9月初上密折建言：“请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他分析了几个握有重兵的将领后，认为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可为“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是，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候补侍郎，专责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此举引起后党惊惧，荣禄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将聂士成军调驻天津、董福祥军调驻北京长辛店，命袁世凯迅速回防，以防他变。京津气氛顿时紧张。维新派决定铤而走险，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当晚，谭嗣同秘密到京郊法华寺见袁世凯，希望他亲率敢死将士数百名，拥光绪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激昂，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他说：“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只好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
而同一天，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通过奕劻递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除了攻击维新派和帝党外，特别指出要防止维新派同东人（日本人）勾结乱政：“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访问，“京朝大小官吏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持此议者甚多”。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当天傍晚，光绪离开了颐和园，并将于9月20日会见伊藤博文；袁世凯则将于9月19日陛辞出京。慈禧对此不能不防，遂决定乘时政变。9月19日，慈禧带领随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皇宫，光绪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径直进入光绪寝宫，将所有章奏归拢在一起，携之而去，并怒气冲冲指着光绪道：“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 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