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科学因长久的和坚持的“不相信”而产生。清代的实用主义者无此彻底，他们也没有希腊科学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规需要不断地展开（这种想法日后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实用主义尚不能产生有如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
清代的小说也实有它们独特之处。他们将当时的生活状态以极悠闲的态度写出微细之处，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画。可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小说仍为官僚主义之下的产物。《红楼梦》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过于感情化，过于女性味；《儒林外史》极端讽刺，却好象一部论文集。作者之愤怒和自我怜惜表彰着他们生活范围之窄狭，他们的读者与爱慕者想必深切地了解而具同感。
我们是否把一个时代批判得过度？如果我们的目的只在叙述18世纪，那可以说立论过于苛刻。要是不脱离18世纪的眼光，本来我们也可以循着欧洲的启蒙运动，赞扬中国为社会上和谐的好榜样，或者像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一样，相信中国人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要紧之处，再不然又可以学着当日的技工，欣赏着各种中国式（chinoiserie）的物品，从柚木桌椅上的镂空雕刻到几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绸缎之精美。可是片面的优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机和危险。公元1800年距鸦片战争只40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标与大刀对付一群以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之上渡海而来的敌人。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于文化大革命。外间的观察者看不清其来龙去脉，所做分析，才会以“疯狂的根源”（RootofMadness）为题。
我们虽对18世纪中国有苛刻的批判，其用意无非说明此中确有“根源”，但无“疯狂”。假使读者愿意追溯深远的话，则表面上看来不可思议的地方仍有其解说。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历史。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并不是一个分裂点，它是一个适宜的基点，让我们稍做停留，瞻前顾后地反思一遍。
第十八章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前言
17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正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认到改革的重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继，犬牙交错。
今日有了150年的纵深，我们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一串行动有可能和前人不同的看法，虽说基本的事实并未变更。先说钦差大臣林则旭，他也可以算是采取了主动。他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吁请英国自动停止鸦片贸易，抄写了约20份，见遇有任何欧洲的船只西返，即给予一份，请代投递。可是他没有把英国纠集船舰即将远征中国的消息放在心上。他以为英人之举动不过恫吓。他一方面查诣询华特尔（EmericdeVattel）所著《国际公约》（LawofNations），另一方面他又依着中国的官僚习惯执法起来，将以前虽在书上见诸文字但始终无人注意的条文一时雷厉风行，照字面上不打折扣．而且执行的办法仍是“集体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处置犯者时，分门别类（例如视所有英国人为一个集团），只图适应官僚系统之方便，不顾对各个人内在的公平。义律（CharlesElliot）当然无意将争执和平解决。他劝英商将鸦片交付与他，因为他是英国的商务督办，经过他转手之后，钦差大臣没收和焚毁鸦片就要向英国女皇负责。自是构成了以后取赔600万银元之根据，列入英国向中国要求战后赔款2100万元之一部分。道光皇帝（本名晏宁，1821—1850）在位处置问题不能说是持正。他对臣下的要求超过他们能承办之能力。他起先鼓励他们冒失从事，一到事情做坏，又毫不犹豫判各人死刑，虽说一般情形其判决按传统递减为充军于边疆。
鸦片战争
战争的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但这是第一次戳破“天朝”威严门面。英国派出远征军4000人，他们的装备训练远胜于清军。1840年初，由度政府代英国宣战。不久他们即占领舟山之定海，封锁长江的出海口及珠江，对继读北上威胁中国首都。清朝也可能在此时屈服。两方人员已构成了一种临时的协定，只是事后同为两方政府所否定。北京认为让步过度，西敏寺（英国政府）认为让得不够。
当1841年秋天战事再起时，英军占领浙江沿海之宁波。远征军经过增援，有兵员10000人，蒸气轮船14艘。中国军队在珠江口及舟山的抵抗英勇而无济于事。全面反攻由皇帝之堂侄主持，只是在失败之后再加孟浪和失策。他司令部里不少幕僚全系文人，无军事训练。反攻前10日他们只望着宁波收复在即，竟用预写胜利的露布。为了筹备战费，在不同的地方设立银柜，以接收朝廷命令各地方政府交纳之现款。大批银两出入于此银柜之间，可是总数无法对头。火器临时由无经验之人根据200年前之书本在战场上临时制造。中国之火筏，原来希望焚烧英国船舰，可是在远距离即先被对方击中着火。夜袭宁波则落入英人陷阱之中。1842年夏天，有组织的抵抗结束，英军占领了上海与镇江，后者接近大运河，尤为南北之孔道。一月之后，南京条约签字。
南京条约
和约包括了巨额赔款，如上文所叙。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上海、宁波、广州、厦门与福州五口通商，以后进出囗的关税税率有了定规，又决定今后两国来往文书采取平等地位。次年之附约决定关税税率大致为值百抽五，又由中国承认治外法权，美国领事用以裁判与英人有关之案件，又承让“最惠国待遇”，亦即此后中国向其他任何国家让步，其同等之优惠即须自动给予英国。南京条约签定后不久的中法条约和中美条约也将最惠国的条款写入。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和西方的作家已对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僚作口诛笔伐之能事。无数谴责字眼，如自大、不负责、贪污腐化等都堆在他们头上。虽说没有人能替他们辩护而撤除此类恶名，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中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她的整个组织即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所以即在危机之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传统习惯要他对皇帝之章奏和向人民之布告不离道德眼光，这种要求胜过内容之真实。可是林则徐并非不诚。这样说来，中国人之公众心理也确有一段自欺之成分。真理并非出自客观之观察，而出自皇帝之志愿。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对每个人给予其所应得，而是不偏不袒。道光可以罚林则徐充军；但是他也能判自己的堂弟奕经（反攻宁波的将领）死刑（后减免）。这样的无偏袒才使百官能团结一致。
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不过承续着明朝，它也接收了前者很多性格。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仅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自此我们也可以注意，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情形与各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美国官员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完眼谢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啄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耆英与英国的璞鼎查（SirHenryPottiiger）接触谈判，他给道光帝的报告，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一致即当作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
战败之影响：图存
可是中国人之不幸，则是公元1839年11且3日珠江穿鼻岛附近两方之交火，已将他们对外不取竞争性的地位永久摧折。即是为了拒毒而战之正直，也无从发生作用。中国在今后150年的历史成为长期图生存的奋斗。基本上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因社会价值而结构松懈、又有宽宏的度量，向来能容纳行政上不规则之处，今后被逼务必要变成一个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①。通常的观察没有着清当中的困难，因为这项规模庞大的工作只能由一种群众运动造成，也只有亿万计的农民和诗人似的县官——亦即这社会里的主要人物——参加动手，才有希望。从这里我们也可着出。将内部的联系性加紧，使与现代科技接近，其目的不仅如亚当斯密之所说只在“使人民富裕”。从今后一个半世纪的事迹看来，这是一种出在入生的奋斗。
时是这种景象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于英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签字时仍无法看得清楚。那是最近几十年内，我们也仍无从了解在我眼前的暴力与动乱也还是这长期而惨痛奋斗之一部；这种斗争上溯至道光皇帝和钦差大臣林则徐，下至今日。只有所有的真相大白，我们才能意识到这庞大运动的恢弘范围。
今日南京条约和附约的规定大概都因以后事实之衍化失去了效用。人民共和国之收复香港尚待实现；但是和平接收的协议业已签署。这皇家殖民地分作三部分：香港岛割让于1842年，有如上述。九龙半岛已在大陆，由于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而割让。所谓“新界”（NewTerritories）则在原割让之九龙更向大陆延伸，包括整个殖民地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因1898年之九龙租借条约而租与英国99年，至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