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强敌林立，即使不考虑东北面的北魏与西北面的西秦、北凉等潜在敌国，只要出长安北行不过二百里外，就有赫连勃勃的夏国军队。
参考夏国以前的战争经历，赫连勃勃能够动员的兵力肯定不少于五万，而且多是些机动性极强的凶悍铁骑，如果中途不受阻拦，跑快点的话，他们只用一天时间就可以冲到长安城下观光！难道刘裕对自己的儿子和百战而得的战果就如此漫不经心吗？
另外一条记载，从侧面解答了这个问题。
在王镇恶被杀前，关中晋军内部出现他要杀尽南人，自立为王的流言。尽管这肯定是一条谣言，但一条谣言要能流传开来，它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潜在可能性，否则骗不了这么多身经百战的老兵。
这条谣言揭示了问题是，怎么杀？且不说王镇恶的武艺是出了名的差劲，就算他是东方不败或者独孤求败投胎，也很难相信他能自己动手，杀掉一万精兵。因此，在此时王镇恶手下的军队中，一定有不属于那一万北府老兵的新军存在，考虑到流言的内容和关中防务的需要，新军的数量上限无法确定，但下限应不少于一万人。
至此，综合这些零散的蛛丝马迹，也许我们已经逐渐走近历史的真相了：
一、就像二十多年前，已故的“总设计师”认识到不能以大陆之教化施于港澳，从而出现了今天的“港人治港”与“澳人治澳”一样，刘裕出台的政策，是以关中人治关中。因此，他才会提拔了功绩、名声都不显赫的关中人王修，而不用有世家背景的谢晦、王弘等人，或与自己相识已久，关系更亲密的南方旧人如张邵、孔靖等。换句话说，刘裕并不打算“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
二、刘裕要进一步北伐，完成一统，打下华北以至塞北，仅凭现有军队，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刘裕实际上已在北方人中着手编组新军，负责人就是在北方民众中拥有巨大号召力的王猛的孙子——安西司马王镇恶。假如不发生后来的一系列变故，刘裕仍是有经营北方打算的，那时他用于征战北方的军队，将不仅仅是“吴越之兵”；
三、结合上两条，崔浩预测正确的是结果，而非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从不少迹象来看，崔浩作为一个汉人，可能仍存在对南方政权的认同，他的话不一定完全代表其真实看法）。假如不发生刘穆之逝世和关中变乱的事，那么阻止刘裕统一最大障碍，可能是时间。此时夏和北魏都非国势混乱的将亡之国，刘裕并不具备明朝初年那样速定北方的条件，只有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逐个消灭。但要达成这一目标，起码先得把关中由占领区变成领土和后方基地，同时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特别是骑兵部队，这些事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从刘裕离开关中之时，距离他寿终正寝之日，已经只有三年半了！总之，如果一切顺利，刘裕统一天下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非常微小，估计超不过一成；
四、在刘裕手下，既有北方人望，又有大将之才者，唯王镇恶一人。这使得刘裕只要还存有进取北方的念头，他对王镇恶就很难做到“疑人不用”。但在权术硬币的另一面，一个既有能力又有人望，而且不太听话的下属，又是让每个专制君主（刘裕早已是事实君主）夜不能寐的病根所在，再考虑到自身崛起的经历，要让刘裕对王镇恶做到“用人不疑”，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一两难处境，将刘裕在关中的人事安排，逼上了一条危险的钢丝，并且最终因为一步失误，全盘皆输！
五、刘裕计划失败的关键，是王镇恶与王修的被杀。王镇恶被杀，使组建新军的努力告吹；王修被杀，使稳固关中的设想破产。而且这两人，原先都是关中汉人心目中的骄傲，也是刘裕赢得关中人心的关键。然而，仅仅在不到一年间，这两个人就相继被害了，而且还是被与刘裕一样的南方人杀害的，这一事实极大的打击了关中人对南方政权的认同感，而彼此的不信任又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于是北方人大批叛逃，南方人大肆抢劫。晋军与关中百姓的关系，终于由王镇恶入潼关时的鱼水交融，演变成朱龄石出长安时的水火不容！其中的教训，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至此，刘裕原先的一切宏伟设想，皆成泡影，他再无统一中国的可能。他还能做的大事，只剩下了一件……
革晋鼎 上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六月，刘裕接受他推让了快两年的“九锡”和宋公爵位，向从权臣到皇帝的大道上迈出实质性的一大步。
不久，不知是刘裕或是他的某个心腹，从哪里看到了一条“昌明（晋孝武帝）之后有二帝”的谶文，这引起刘裕高度重视：假如这条谶文很灵验，那刘裕要篡位就不能从现在在位的安帝司马德宗，这个昌明之后的第一帝身上下手，否则晋朝还会有“第二帝”来复辟，只能等下一位晋朝皇帝。但三十七岁的司马德宗虽然傻，身体除大脑以外的其他部份却还很健康，要等他自然死亡，那还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刘裕可已经年近花甲了。没办法，刘裕只好舍弃了司马德宗这枚性价比很高的橡皮图章，为晋朝再创造一位皇帝。
这年十二月十七日，刘裕派入宫中，随侍晋安帝左右的中书侍郎王韶之，乘平常照顾安帝起居的皇弟，琅琊王司马德文患病外出的机会，将晋安帝勒死于东堂。作为中国历史上，智商绝对是倒数第一的皇帝，白痴天子司马德宗的一生无疑是不幸的，口不能言，不辩寒暑，浑浑噩噩地出生，又浑浑噩噩地死去，从未享受过人生的乐趣。
不过反过来细细思量，身处晋末的混乱时代，他的愚鲁又未尝不是他的大幸：假如他智力正常，像他的弟弟司马德文，在那种时代也不可能中兴皇权，恐怕因为权臣们不放心，只会死得更早。而他，不管经历怎样的天翻地覆与兴衰荣辱，生命和地位如何岌岌可危，也从没感觉到天位的沉重和朝不保夕的恐惧。仅就个人心理体验到的幸福指数来说，他比弟弟幸福多了。
这个白痴纯度达24K的“幸福”傻子当然留不下儿子，刘裕随后宣称尊奉大行皇帝遗诏，拥他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继皇帝位，改明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司马德文后来被称作晋恭帝，逊顺事上曰恭，作为皇帝却要“逊顺事上”，他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光从这个谥号也可以看出来了。
司马德文一登基，就证明了他确实是“恭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正月三日，兄长司马德宗尸骨未寒，司马德文就下诏晋封宋公刘裕为宋王。刘裕扭扭捏捏地又推辞到七月份，才接受了宋王的封爵，将自己的驻地由彭城南迁至寿阳。
虽然刘裕改朝换的进程就像切香肠，每次只向前挪动一小步，但走到这里，距离皇位也实在找不出什么中间站了，只差抬脚迈最后一步了。
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说，篡位如同臭豆腐，是一件吃起来虽然香，但闻起来让人不舒服的事。要迈出最后这一步，最好能由别人提出倡议，避免直接弄脏自己刚洗白的鞋子。
于是到第二年年初，宋王刘裕在自己驻地寿阳的宋国王府举行了一次宴会，宴请宋国主要官员。当酒宴渐入**，气氛非常融恰之际，刘裕突然发话，给他的这些部下们出了一道很难理解的智力题：“当年桓玄篡夺帝位，颠覆国家，是我首倡大义，起兵重兴晋室。而后，我南征北讨，平定四方，建立功业，于是得蒙皇上下赐九锡，可谓荣光无限。但我如今年已老迈，地位又太过崇高，世间万事，都忌讳过于满盈，否则不能长久。我现在只想将王爵奉还皇上，回京城养老，以安晚年。”这段莫名其妙的话，让在坐的多数官员也听得莫名其妙，只是本着油多不坏菜的原则，一个劲地给刘裕歌功颂德。
说实在的，在下作为一个读史的后人，虽然很清楚刘裕此时想要干什么，但还是看不出他这段话，与他想暗示的意思之间，究竟有何联系？
好在刘裕的手下可不都是在下这样的笨蛋，从来不乏聪明人，比如晋朝名臣傅咸的孙子傅亮。当天色渐暗，酒终人散之际，这位担任宋国中书令的傅大人走出王府归家，行至半途，傅亮突然心念一动，猛然间领会了宋王想要表答的意思。于是他马上掉头，又赶回宋王府。
不一会儿，傅亮见到了宋王刘裕，两个人继续打哑谜。
傅亮说：“我得回一趟京城。”
刘裕问：“要多少人护送？”
傅亮答：“数十人就够了。”
言罢，告辞。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纯粹什么事也没说，但对这两位聪明人，这几个字已经够了。
傅亮再次离开宋王府，突见一颗慧星划过长空，他不禁一拍**感慨说：“我以前不信天象，如今天象却果然应验了！”
革晋鼎 中
接下来的事，再没什么悬念，一切有条不紊地迈进改朝换代的快车道。四月，晋恭帝司马德文下诏，征召宋王刘裕返回京城建康。刘裕留第四子刘义康镇寿阳，以刘湛为长史，动身返朝。
刘裕一回到建康，负责逼宫工作的傅亮立即入宫，面见司马德文。这位服务意识非常到位的中书令大人，给司马德文呈上了一份文辞华美的禅位诏书草稿。这意思已经明确地不能再明确：陛下该干的事已经没有了，就连该说的话都不劳您再废脑子，只要照着原样抄写一遍就行了。
在宝座之上端坐的司马家末代皇帝是个智力健全的人，从见证兄长死于非命，而自己被迫登基那天起，他就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来，因而早有了心理准备，起码在表面上，表现非常淡定。
他欣然提笔，平静地对左右说：“当初桓玄篡夺，司马家其实已经失去了天下，多亏刘公出手拯救，才让晋朝死而复生，又多活了快二十年。今天能将天下奉还给刘公，正是了却了我长久以来的心愿！”
不管这位皇帝在说出这些话时是否言不由衷，不管这位皇帝正在落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