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材压说睦Ь场！�
最后，崔浩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与其为了救秦国而惹祸上身，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借道给刘裕，然后发兵控制晋军东归的道路。假如刘裕得手，就会感激我们借道。如果姚家得胜，我们也有出兵救秦美名。至于大家对刘裕会不会声西击北，进犯我国的担心，倒不用太在意。南方与北方风俗不同，习惯各异，就算我们放弃恒山以南的土地，刘裕也不可能用吴越的士兵来与我们争夺河北，这个道理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为国家谋划，就应该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怎能为了一个女人（指姚兴之女，拓跋嗣最宠爱的皇妃）耽误国家大事呢？”
尽管崔浩雄辩滔滔，分析的入情入理，但他毕竟资历尚浅，官职只是一个秩第五品的博士祭酒，也还没有后来那种算无遗策的名声，在众多老资格的元老重臣面前，说话的份量还不足，多数重臣仍然主张出兵阻击晋军。他们强调说：“刘裕如果西入潼关，必然害怕我们断其后路，以致腹背受敌；如果北上攻我，则姚家的兵马肯定不会出关助我。所以刘裕虽然声言西讨，而其实际意图一定是北上。如果我们借路给他，放弃大河的防御，那就成了开门揖盗了！”
潜在强敌 下
听了这些话，拓跋嗣认为双方都有道理，因此他采取了折中方案：既不直接阻断黄河上游，也不痛痛快快地借道，而是任命司徒长孙嵩为都督山东诸军事，统帅曾屡建战功的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等，率步骑共十万大军屯驻黄河北岸，严密监视并伺机干扰晋军的行动。北魏与东晋，进入剑拔弩张的准战争状态。
这里有个小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尽管史书把都记载这位魏军主帅的大名叫长孙嵩，但假如有那位朋友穿越回去，化身成魏明元帝拓跋嗣，在平城的朝堂上喊一声：“长孙嵩接令！”保证没人应答，因为此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长孙嵩”乃何许人也？
实际上，这位北魏司徒大人的真名可能叫“拔拔嵩”，要不你叫他“拔拔萝卜”或者“拔拔火罐”什么的，也不比长孙嵩这个名字更离谱。只是到了后来魏孝文帝时，北魏帝国汉化改制，拔拔家族的后人们都改姓长孙，顺便就将祖宗的姓名也给改了。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北魏的鲜卑世家几乎无不如此，也使得他们祖先的真名实姓反而变得鲜为人知，只有少数还能明确查到，例如前面提到的北魏大将叔孙建，他的真名应该叫乙旃眷。
闲言少叙，因为这位大人的真名已经难以确知，我们下边还是遵从古史的习惯，叫他长孙嵩。长孙嵩出身于拓跋鲜卑的世袭贵族家庭，号称“宽雅有器度”，十四岁时便代父统军（只比慕容垂初阵大一岁），其父长孙仁（当然也不是真名）为北魏前身代国的南部大人。代国为前秦所灭后，长孙嵩率其族人依附刘库仁，后拥护拓跋珪复国，再任南部大人。他在北魏统一漠南和征伐后燕的战争中，军功累累，是北魏的开国元勋，资深老将，曾历任侍中、司徒、相州刺史等职，并受封为南平公。
拓跋嗣即位后，诏命地位最显赫的南平公长孙嵩、山阳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马侯崔宏（即崔浩之父）、元城侯拓跋屈、濮阳公王建（劝拓跋珪参合杀降的那位）、寿光侯叔孙建、屈蛇侯罗结等八位大臣在皇城止车门（和清朝的下马石差不多，文武官员到此都必须停车下马，步行入内）的右边设立办事机构，共议朝政，当时号称“八公”。在其中，长孙嵩位列八公之首，也可以说，他算得此时北魏的第一重臣，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拓跋嗣以他为主帅侵扰晋军，也足以证明北魏对刘裕伐秦这件事，是相当重视的。
当时的北魏，拥有东亚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当年道武帝拓跋珪的统帅下，这些骠悍的鲜卑铁骑曾横扫塞北，击灭独孤、贺兰、铁弗三大部，打得柔然叩头求饶，纵横河北肢解慕容氏后燕，并在柴壁痛扁姚兴。可以说，在慕容垂死后，他们就是打遍北中国的无敌雄师。长孙嵩统帅的魏军，正是这样一支拥有光荣历史的常胜之师。而且在数量上，长孙嵩所率领的魏军也超过了南边刘裕本人指挥的晋军，如果再加上屯驻枋头的叔孙建部和屯驻河内的于栗磾部，北魏在黄河北岸部署的军队数量已经与刘裕北伐军的总数相当 ，对晋军构成的潜在威胁远远超过了后秦军队的现实威胁。
而且，我们知道：不管哪个国家，如此兴师动众，都不会只是来打酱油的！
北魏挑衅
不过，刘裕一旦下定决心要做的事，从来不会在意别人同意不同意。给方便我要上，不给方便我创造方便也要上，尔等不同意又能如何？天下岂有听人摆布的刘寄奴？
因此，不管北魏愿不愿借道，晋军仍在前进。三月八日，刘裕本人所率的北伐后续部队通过桓公渎，进入他已借，但北魏还没答应让出的黄河水道。已经在滑台吃过一次哑巴亏的北魏军队，这次因为底气很足，反应也很迅速，立即派出几千精锐骑兵紧逼黄河北岸，随时紧盯住河中央晋军的一举一动。
要让装满了粮食辎重的沉重运输船逆着黄河的滚滚浊流西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靠风帆和划桨很难行动，只能靠人力拉纤前进。
那个年代的水土流失虽然没有现在严重，但黄河也仍然是“黄河”，并不是“清河”。沉积的泥砂使得黄河下游的河面虽然很宽，但平均深度并不深，为了不让吃水深的大船搁浅，一般要让运输船尽量离河岸远些。于是，晋军的水手们在黄河南岸拉开足有百丈（约等于今天的245米）长的纤绳，拖曳着船只缓缓前进。
很显然，这种前进方式不但是对晋军水手体能的考验，更是对东晋时代制绳工艺的检验（王仲德等前锋部队的船只主要是运送部队的，排水量不会太大，而刘裕的后续船只主要用于运送粮草辎重，因而航行的难度比前锋高很多。朋友们只要随便上国道看看，客车即使超载，也不容易超重，而不超重的货车，几乎找不到。）。遗憾的是，晋朝制绳匠们的考试成绩实在是差强人意。
如果是顺风或水流平缓，那还算表现正常，但一旦水恶风急，这些负担过重的纤绳就常常发生断裂，导致部份失去牵引的船只被湍急的水流冲往黄河北岸。早在北岸随时守候的北魏骑兵发扬他们游牧祖先专业的打劫精神，马上对这些靠岸的晋军零散船只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晋军屡受损失。
刘裕的老虎**岂能让人随便摸？便命晋军登上北岸反击。但这些北魏骑兵好像是属苍蝇的，只要一见到大队晋军拥上来，便“嗡”一下跑的没影了，骑兵不多的晋军追也追不上。等晋军一回撤，他们立即又“嗡”了回来，继续兢兢业业地从事打劫工作。长孙嵩率领的魏军，与晋军玩了好几轮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这让刘裕很恼火，但暂时还没有制定出有效的反击方案，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让刘裕不悦的事：远在潼关的王镇恶、檀道济等人向他求援来了。
那么，前边一直在节节胜利的潼关前线，又发生什么大变故了吗？答案是恰恰相反，什么大事也没发生。
原来，屡败之后的姚绍已经学聪明了，他认识到以后秦军现在的士气和战斗力，要与晋军在野战中取胜，难度太大了，于是他暂时放弃了所有的出击计划，学习当年司马懿对付诸葛亮北伐的老办法，只是坚守险要，再不出战。这种缩头乌龟似的招数，虽然看似笨拙，但在有险可守，且己方享有后勤优势的情况下，是非常有效的防守策略。
原先已经说过，王镇恶等人之所以没按刘裕制定的原计划行事，提前发动对潼关、蒲坂的进攻，是因为后秦发生了姚恢叛乱，并不是晋军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可无奈这位姚恢同志虽然既有贼心，也有贼胆，却缺少点儿贼技术，败的太过麻利，不但没能代替姚泓，为自己赢得“建康免费单程一日游”的机会，也使王镇恶等晋军将领乘虚突破潼关天险的计划搁浅。
现在，姚绍坚守不战，终于点中了王镇恶、檀道济等人的软穴。轻装前来的晋军缺少有效的攻坚设备，一时无法攻破后秦军设在金沟和定城的坚固防线，时间没过多久，这些携粮不多的晋军将士们，就开始体会到因口粮减少而隐隐带来的饥饿感觉了。而且谁都清楚，在可预见的一个时期内，饿肚子的感觉将会越来越强烈，因为计划中的补给距离他们还很遥远。用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他们已经身处陕西省的东部，而给他们运粮的刘裕大船队还在遥远的山东省，中间隔了整整一个河南省！
此时以北府军为核心组建起来的晋军北伐部队，无疑是一支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但再旺的火苗也不能失去燃料，再猛的跑车也不能断了油料，所以一支军队，只要它还是由人不是由仙人组成的，那没饭吃就肯定要完蛋。
弘农募粮
不管王镇恶还是檀道济，他们都不仙人，只得把将领们召集到一起，讨论是否撤兵这个很现实的议题。会议上提出的基本方案是，抛弃那些不能用来填肚子的辎重，全军东撤，与刘裕的后续大军会合（按《宋书？自序》的记载来看，这一方案的知识产权可能属于檀道济）。
这么做固然可以解决将士们的肚子问题，但前一段时间辛苦奋战所取得的战果，也就全都打了水漂了，因此遭到了建武将军沈林子的坚决反对。
沈林子虽然只是前锋部队的第三号首长，但论跟随刘裕的资历，他比王镇恶和檀道济都要久，与刘裕的关系也更亲密（刘裕曾对儿子刘义隆说过，沈林子和谢晦是他身边便刻不能少的两大得力助手），可能正因如此，他很自觉的把自己看成“政委”，也不顾这第一、二号首长和众多老同事的面子，手按剑柄，大声喝斥说：“刘公勤王，立志要肃清河洛，一统天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