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为五湖长！”心里极为不满，干脆就炒了公家的鱿鱼，弃官回荆州。因为桓温的威名业绩，桓家在荆州树大根深，门生故吏遍布，所以桓玄尽管没什么官方职务，但在荆州的实际影响力，还在刺史殷仲堪之上。
杨佺期，弘农华阴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从杨震开始连续七代都有名德，是牌子很老的古典大士族。如果按照杨佺期自制的《全国士族排行榜》算，那么杨家的门第尚在江南两大顶级豪门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之上！可惜杨家因为过江太晚，又曾出仕伪朝，东晋各大士族都不买杨家的帐：肥差美缺就这么多，我们都还不够分哩，你这个新来的还想插前边吗？到后边老实排队去！因此出版社的人也就说了：你的这个东西嘛，太不河蟹了，不利于宏扬主旋律啊，也有损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呢，不能出版！结果“杨家第一”这个观念就只能存在于杨家人的脑海中，上不了政府的红头文件。象桓玄这样的人，甚至就认为杨家属于寒门！
对此杨佺期感到极为愤慨，他沉勇果敢，素以善战闻名，与哥哥杨广，弟弟杨思平都是强犷粗暴之辈。当他每一次感到受其他豪门的白眼时，都慷慨切齿，成为他前进的动力，为了找机会光大门楣，他参与了淝水之战后东晋的北伐，在其中屡建战功，虽然没能让别人认可杨家的门第，但也让很多人认为：杨佺期同志，还是比较能战斗的。
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彼此并不团结，但他们也有共同点：都对现状极为不满，想要找机会往上爬，官位都在殷仲堪之下，能力都在殷仲堪之上。殷仲堪则一面利用杨佺期来牵制桓玄，另一面又用桓玄牵制杨佺期，勉强维持仲裁人的位置。
有了王恭的先例，这一点也很快被人看出来了。桓冲的儿子桓修正在朝中担任左卫将军，向司马道子献计说：“西路的叛军可以不征而定。殷仲堪、桓玄等人之所以敢兴兵东下，完全是仰仗着王恭的北府军，现在王恭已经失败，他们的惊慌沮丧自然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如果以重利诱惑桓玄和杨佺期，仅靠他们两人就可以摆平殷仲堪。”
于是，朝廷下诏，发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免令：一、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代替已当了俘虏的王愉；二、任命杨佺期为雍州刺史，原雍州刺史郗恢调回中央任尚书；三、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由刘牢之派军一千，护送他上任；四、原荆州刺史殷仲堪降为广州刺史。（今天广东比湖北富多了，但在东晋时恰恰相反。而且当时的广州刺史是刁逵，就是当初把欠债的刘裕抓起来吊打的那位大债主，此次的人事命令中却没有说殷仲堪如到任，刁逵怎么安排？可见司马道子父子其实压根没打算让殷仲堪就任。）
殷仲堪得到诏书后，又惊又怒，催促桓玄、杨佺期二人赶快进兵。但桓、杨二人本来就是为了出人头地才出来玩命的，并不是什么昌明党久经考验的忠诚党员，此时都生了二心，殷仲堪的命令已经指挥不动他们了。殷刺史发现势头不对，也不通知桓、杨二人一声，就带着自己的直属部队撤走。殷仲堪一边撤，一边还放出风声警告驻扎在蔡洲的桓玄、杨佺期部众，让他们尽快解散回荆州，如果不回来，自己回到江陵就要杀他们的家属！桓玄、杨佺期的军队顿时人心浮动，两人大惊，也只好狼狈西撤，追赶殷仲堪，直到寻阳才把他给追上。此时，三个人都重新冷静下来：大家已经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
一千多年后，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大名鼎鼎的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反清，接着，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建，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幽禁老父尚可喜，反于广东，这就是清初著名的“三藩之乱”。当时清帝玄烨为了孤立三藩之首的吴三桂，就采用了与司马道子父子类似的手法：停撤靖南、平南两藩，宣布除吴三桂外，包括耿精忠、尚之信在内的其他人只要反正，全部给予赦免。这一招很成功，耿精忠和尚之信后来都投降了清朝，有“圣祖仁皇帝”亲口许的诺，这回该没事了吧？谁知等吴军一失势，清廷就杀了尚之信全家（尚可喜先已病死）！等清军攻克昆明，耿精忠和几个心腹便在北京享受了凌迟这种高规格死刑，其余子孙部下皆斩！
这个典故，殷仲堪等三人虽然不知道，但这个道理，三人是明白的：现在万万不可以自相残杀！于是，尽管三人之间已无信任可言，但还是达成了合作协议，互送子弟为人质，结成三方同盟，并推桓玄为盟主（王恭一死，殷仲堪也不能当头了）。盟约签订以后，三人发表了《寻阳联合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替王恭鸣冤，要求严厉惩办刘牢之和司马尚之；二、上疏强调殷仲堪无罪，不该被降职；三、部份接受中央的人事命令，即桓玄任江州刺史、杨佺期任雍州刺史这两项。
虽然战局已经逆转，但司马元显觉得此时兴兵西讨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就算成功，除掉已经削弱的昌明党，却养大一个刘牢之，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朝廷与三方同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互做了一些让步，三方同盟放弃第一条要求，而朝廷也不再降殷仲堪的官，双方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第二次“昌道内战”结束。
在这次内战进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目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有一位名叫孙泰的宗教界人士当时正在新安（今安徽歙县）当太守，以为国赴难、讨伐王恭的名义，并利用他是五斗米道教主的有利条件，聚集起私兵数千，欲图大事。司马元显怕他尾大不掉，派人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诱杀，只有一个侄儿侥幸逃脱，率一百多名铁杆教徒逃入海岛，发誓报仇！这个侄儿的名字，叫作孙恩。
元显扩军上
成功战胜了昌明党的东西夹攻之后，十七岁的司马元显洋洋自得，身边很快聚起了一帮马屁高手，对着他一个劲地摇尾巴，把他捧成古今少有的超天才少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明统帅。司马元显也自认为舍我其谁，干脆乘老爹司马道子在府内醉生梦死的机会，让晋安帝下诏，免去他的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由自己接替，正式取代了老爹，成为道子党的第二代党首。司马道子好容易酒醒，才发现自己已经不用去上班了（虽然他早就没上班了），勃然大怒，但也无可奈何。
从某些角度来说，司马元显与朱由检颇有几分相似：两个人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突然骤掌大权，而且在掌权之后不久都成功地做成了一件大事（司马元显摆平了王恭，朱由检摆平了魏忠贤），这使得两个人的自信心都超过了他们的实际能力，以为天下大事，不过尔尔，开始雄心勃勃、雷厉风行地胡来。
作为道子党的后起之秀，司马元显认为：这次危机虽然借刘牢之之手杀掉王恭而得以化解，但他也不相信刘牢之对朝廷会有什么忠心，藩镇强过中央的危机根源并没有改变，要摆脱地方武力对中央的威胁，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加强中央直辖武装力量的建设，如果拿不到别人的枪杆子，就得自己打造一把枪杆子。这个想法并不算错，但为了实现这个重大的战略目标，他采取的具体对策是让三吴一带的“免奴为客”者“自愿”到建康充当军户，增加中央政府控制的军户数量。因为是“自愿”，所以号称“乐属”。所谓免奴为客者，是指曾为奴隶，得到部份解放，上升为半自耕农的人，他们虽然已有一定人身自由，但仍依附于原主。之所以选择三吴，是因为此时东晋虽然不小，但强藩林立，中央号令真正有效的地方，除掉国都建康，也就剩下三吴之地了。
这道命令一下，司马元显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遭到三吴民众上下一致的反对，他这么做得不旦没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军，反而引发了东南的大乱，也使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童”光茫丧失贻尽，露出了镀金的本色。
当地地主的反对很正常，夺走他们的依附民，就如同直接割他们的肉。那免奴为客者为何也不愿意呢？难道他们不喜欢自由？要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好先回顾一下古代的士兵究竟是用怎样的方法从老百姓中挑选出来的。
中国古代的兵制，经历了非常复杂和漫长的演变过程，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征兵、世兵、募兵三大基本制度之间，做着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肯定与否定。
西汉实行的征兵，与今天有几分类似，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凡年满二十三岁的成年男子，都要服两年的兵役。这两年兵役也有区分的，第一年担任郡国的地方部队，这一年任务除了客串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外，还相当于干一年的实习兵，象今天的大学一样，实习军校也是分专业的，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兵）三种，每年到秋天的时候，进行毕业考试，称作“都试”。第二年从地方毕业，转为中央军，或卫戍京师，或驻守边境。不过这个顺序并不是固定的，假如遇上大规模战争，国家也会临时大批征召士兵，不受两年服役期的限制。显然，这一套制度要能够有效实行，中央政府必须强而有力，统有完善的地方各级政府，国家能够有效的掌握户口。
后来王莽篡位，光武中兴，天下经过十多年的混战后重归一统，东汉王朝建立。因为在王莽当政期间，有不少地方武官利用秋天“都试”的机会起兵（如西汉居摄二年，即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与郡都尉刘宁等借地方兵集中都试之机起兵反莽），必须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由于经历了战乱，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也需要休养生息，在以上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光武帝刘秀对原来的兵制进行了调整，其目标：大力压缩地方部队，只保留中央军，强干弱枝。建武六年（公元30年），撤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