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成为了北魏在黄河以南的唯一据点，而北魏占有滑台，就等于在黄河河道上设置了一道随时可以关闭的闸门，给晋军利用黄河河道运兵和运粮造成很大的威胁。
这本来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因为此时刘裕的战略方针是尽量争取北魏保持中立，避免两线作战，但只要东面主攻的四路晋军按计划在洛阳会师，其对后勤补给的需求必然大增，而黄河水道自然就成为晋军最主要的补给线，它的运输效率，不是其他水陆通道可以代替的。因此对于滑台，晋军真是攻也不好，不攻也不好。
但谁知人运气好的时候，撞到头的都是肉包子。北魏的滑台守将，兖州刺史尉建慑于晋军的强大声势，竟吓得弃城北逃，使得晋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意外地拿下滑台。王仲德得了便宜之后，顺便又卖了一个不值钱的人情，向魏国宣布说：“我们本来打算用七万匹绢布的价钱向魏国借道，没想到你们的人这么好客，连钱也不收就把道让给我们了！”
北魏的开国之君，一代雄主拓跋珪已于七年前逝世，现在的当家人是二十四岁的拓跋嗣，这个年纪只相当于刘裕儿子辈的北魏最高领导人还是有脾气的。当他得知这个让北魏大丢面子的事件后，没法不大怒，便派刚刚在平定并州叛乱中立下功勋的相州刺史叔孙建与将军公孙表前往南方与晋军交涉。
所谓交涉，当然不会是晋魏两国的代表找一个国宾馆或是五星级酒店，然后宾主双方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看法。
叔孙建与公孙表二人，率领大军从河内气势汹汹地开到枋头，随即又派兵渡过黄河，就在滑台城下，当着城上晋军将士的面，将“过份好客”的尉建斩首，投尸黄河，以向晋军示威，然后再派人质问王仲德侵犯边境的原因。王仲德把原先说过的理由加上“清扫山陵”之类的借口又向魏使忽悠了一番，把这个皮球软软地踢了回去。不过拓跋嗣不肯罢休，又派叔孙建前往彭城质问刘裕本人。
为一件事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这种任务的难度对于著名的政坛老千刘裕来说，实在是太小儿科了，他很光明正大的回答叔孙建说：“第一、洛阳，是我们晋国的故都，已经被羌人侵占很久了，我们必须要收回。第二、我国历代先皇的陵墓长期沦落异国，无人清扫，我们早就计划要重新修整祭祀。第三、桓氏宗族、司马休之父子、鲁宗之父子等我国的败类，逃到北方之后，后秦不但不遣返，将他们收留，甚至还给予资助，成为我国的隐患。因此，我大晋如今兴兵讨伐羌人，实属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只是在讨伐过程中，我们需要暂借魏国的道路通行一下，并不敢破坏我们之间传统友谊。”
应该说，刘裕这番话算得上有理有据，不卑不亢，也给足了北魏面子，拓跋嗣有了台阶下，暂时也就没做进一步的反应，叔孙建、公孙表所率的军队又全部退回了黄河北岸，王仲德部晋军得以安然通过黄河水道。
当然，刘裕的习惯是只遵守对自己有利的承诺，说话并不都算话，比如他借滑台，就和刘备借荆州差不多，甚至更拽一点。终刘裕之世，滑台一直被南朝“暂借”，北魏始终没敢派人来索还。
找死与等死
虽然一般来说，领导们都更喜欢听好消息，下级官员们一般也能体察上意，报喜不报忧，但除非是灯笼，否则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晋军大举北上，关东各城纷纷失守的情况，不久还是无可奈何地传到了长安，摆上了秦主姚泓的办公桌。随着亡国危机的迫在眉睫，后秦中央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几位核心人物为救亡图存的大计，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论。
在后秦皇族中最具远见卓识的东平公姚绍，向侄儿姚泓建议说：“据报晋军已经越过了许昌，东边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现在应该收缩兵力，巩固根本。安定镇的位置，既偏远又孤立，与长安难以相互救援，不如把它放弃，将那里的镇户全部南迁，以充实京畿。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多补充十万精兵，即使刘裕和赫连勃勃交相入侵，我们至少还能保住关中，勉强维持不亡国。否则的话，晋军进攻豫州，夏军进攻安定，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机动兵力来应付，只能腹背受敌，疲于奔命，最终将一处也保不住！目前情况已经万分紧急，必须迅速决断！”
但姚绍的意见刚出口，左仆**梁喜就明确反对说：“现在镇守安定的齐公姚恢（姚泓的堂兄弟）一向有威名，很得岭北的人心。何况夏军多次屠戮岭北，安定的镇户们早与赫连勃勃结下了深仇，必然奋力死守而不会有二心，夏军不可能轻易攻克安定。只要安定不失，赫连勃勃就不能轻易越过岭北而迫近长安。而如果放弃安定，夏军马上就可以打到郿城（今陕西郿县东北，东汉末年的董卓在这里建有著名的郿坞）。现在关中的兵力足以抵抗晋军，用不着调动岭北之兵，先削减自己的手足。”
姚泓迟疑了一会儿，在内心仔细地评判了得失，最终还是决定采纳梁喜的意见，不撤安定之兵。当然，关东的危机还是不能置之不问，姚泓便从长安中央政府还调得动的秦军中，使劲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了骑兵三千、步兵一万，分别交给越骑校尉阎生和武卫将军姚益男，然后让这两员将领捧着这两大杯水，去扑灭关东被晋军点燃的车薪。同时，又命皇弟并州牧姚懿出兵陕津（今山西运城市南，与河南陕县隔黄河相望），为阎、姚二将作声援。
吏部郎懿横觉得如此处置不妥，又秘密向姚泓进言说：“姚恢在姚弼党人叛乱时，曾为陛下建下大功，而陛下即位以后，他并没得到特别的封赏。现在让他镇守安定，就如同被置于必死之地，又不能参与中央决策，他心里能没有怨气吗？而且那里的镇户百姓都认为安定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城，想迁回长安的人十占八九。假如姚恢鼓动几万思归心切的军民叛乱，回师长安，不就成为国家的大灾难了？所以臣认为应该把姚恢调回，以抚慰其心。”
原来，在姚愔、尹冲等人造反冲击皇宫失败后，姚泓命姚恢处死姚弼党人的重要成员——安定太守吕超，姚恢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对这一道命令迟迟没有动作，很久之后才将吕超杀死。姚泓因此怀疑姚恢也参与了姚弼党人的阴谋，而姚恢自己也深感不安，悄悄聚集私兵以图自卫。因此两人的关系名为君臣加兄弟，实际上早已互不信任，离仇敌不远了（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年中苏之间的“同志加兄弟”）。
这时，听到懿横的谏言，姚泓叹了口气，说出了自己之所以不撤安定镇的真实想法：“姚恢如果已经决定造反，现在征召他入京，只能是加快大难的到来罢了！”
读史至此，让人不禁生出感慨：如果想知道一个国家怎样才算是病入膏肓，那看看公元416年的后秦就行了。姚泓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差的君主，既有容人之德，对局势也有较清醒的认识，绝非惹是生非的慕容超可比，假如他生于太平盛世，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代守成明君。只可惜等他上场之时，面对的已是一局死棋：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反正横竖都只剩下了一死！姚家天下，其实已经丧失了自救能力。
光复洛阳 上
作为后秦在关东的最高负责人，陈留公姚洸的表现，与刘裕给他预定的剧本几乎一丝不走，没办法，这叫“本色演出”。看着各地送来的文书，其内容不是面面告急、便是处处失利，姚洸直被搅头昏目眩、方寸大乱，就像泰坦尼克号飞吻迎面而来的冰山、魏忠贤公公怀抱二八曼妙的佳人，那是一点儿法子也没有了！
但那时又不是文革，姚洸也不是张铁生，靠交白卷是过不了关的，没办法也得想出办法。无计可施的陈留公只好一面派出使节，向长安紧急求救，另一面发扬民主，把属下都招来共议对策。
此时秦军中仍不乏有识之士，宁朔将军赵玄向姚洸提出了一条重要建议：“如今晋朝的入侵部队，已深入我国的疆土，各地人心恐慌，都无固志。而且我军人数太少，敌军兵力又多，很难与他们正面对抗。如果我们出击，在野外迎战晋军，一旦失利，大势一去就再也不可挽回！方今之计，最好是将外地的守军撤回，放弃所有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金墉城，等待朝廷方面的援军。只要金墉城不被攻破，晋军绝对不敢越过我们西进潼关，而我们正可以凭借坚城，以逸待劳，等待晋军的士气慢慢衰竭，再寻找取胜的机会。”
所谓金墉城，是当时在洛阳西北角一组要塞式建筑，始建于曹魏时期。在魏晋时代，它的用途接近于英国的伦敦塔，或法国的巴士底狱。那时候，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政坛大人物，很多人都享受过下榻金墉城的待遇。如晋武帝的皇后杨芷、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一度篡位称帝的赵王司马伦等人，都是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传奇皇后羊献容，更是金墉城的常客，进进出出如串门。
既然要关押这些危险性很大的高级囚犯，它的防卫设施当然是非常完善的。据今天考古实测发现，金墉城由紧紧相联的三个长方形小城组成，从高空俯看，就像叠加在一起的三个玻璃杯，或是洛阳城长出的猗角，它的南北总长有1048米，东西宽200250米，城墙厚度达12…13米，馅不大，皮却很厚，这种饺子自然是比较难啃的。所以金墉城虽小，但却是洛阳城最易防守的地段（只是不知道查良墉老先生的笔名，和这个地方有没有关系）。
大家看一下赵玄提出的这个作战计划，会不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与六年前，卢循、徐道覆大军进逼建康时，刘裕采取的对策如出一辙。当时晋军所处的情况，与此时的关东秦军相似，也是屡战屡败，士气低落，而且兵力又少，卢、徐连胜，锐气十足，又兵力众多，刘裕的方案也是放弃所有外围据点扼守石头城，终于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