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 第72部分

刘穆之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此时他对内总管各种政务，对外供应北伐大军的粮草军需，事务极为繁重。按史书的说法，刘穆之能够同时用眼睛阅读上报的文件，用手中书写批示回复，用耳朵听着一个下属的汇报，还能用嘴与另一个下属讨论实施方案，一心四用，而且还从不会混淆错乱！这种本事，让一心一用，还时时出错的在下叹为观止，这家伙当真是人么？不过，这种服务器式的工作量，不管放在谁的身上都是超负荷运转，不可能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不用太聪明的人也能看出来，所以刘裕属下的咨议参军张劭都悄悄对刘裕说：“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必须考虑长远。刘穆之万一过世，有谁能接替他的工作？”

于是，刘裕把老同事徐羡之任命为太尉左司马，担任刘穆之的副手。除此之外，刘裕命自己一手提拔的左将军朱龄石负责戍卫宫禁；刘裕从母之子刘怀慎，沾刘裕报恩的光，已经做到徐州刺史，此时被刘裕调任京都警卫；还有亲信扬州别驾张裕，暂时替自己代理扬州牧的职务。总之，刘裕在中央上上下下的要害位置上全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刘裕有信得过的人，自然更有信不过的人，其中又以晋安帝的亲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最。说句实在话，司马德文其实够规矩了，从没给刘裕找过麻烦，比司马休之还要安份，手中又无兵无粮，本不该享受这一待遇的。但就像今天的中国处处不敢招惹美国，老美却总把中国当假想敌一样，谁让你司马德文是皇帝的弟弟，整天在皇帝身边（司马德文是安帝司马德宗的大保姆，一直照顾吃喝都不能自理的白痴哥哥），而且智商又很正常？这样的人，即使自己没有异心，也很容易成为有异心者的工具，何况刘裕又怎么会相信，司马德文能心甘情愿地坐等晋朝灭亡？自己这次要远离建康，在傻皇帝身边有这么一样定时炸弹，能放心吗？

隐患很快就暂时排除了。三月时，司马德文上表，请求随同大军北上，前往洛阳祭扫皇家的祖陵。换句话说，就是他司马德文将乖乖地置身于刘裕的亲自监视之下，甘当人质，绝无二心。至于司马德文这个请求的由来，是他太善解人意，主动要求以避祸，还是刘裕暗中派人唆使，他不敢不来，那就不得而知了。

放歌戏马台　下

大军即将出征前，正好宁州（大致在今天云南）派人进献琥珀枕，刘裕得之大喜。按中医的说法，琥珀性味甘平，有镇静，利尿，活血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惊风，癫痫，心悸，失眠（这大概就是宁州用琥珀作枕头的原因），因能活血，也可治疗刀箭伤。于是，刘裕命令将琥珀枕捣碎，分赐给北征将士。

一个枕头，即便是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枕头，捣碎了也不会有几斤重，假如要均分给数量庞大的出征将士，每名兵士能分到的数量，恐怕得用放大镜才观察得到。所以这个枕头在北伐军医疗保障方面所做的贡献，那是相当的有限，但刘裕却通过此事，在士兵中再次树立了他不爱财宝爱将士的良好声誉。

做好朝廷的人事安排后，刘裕本人则在一大批文武阁僚簇拥之下，从建康出发，于九月初进驻北伐的大本营彭城（今江苏徐州）。因为彭城是刘裕的祖籍所在，此行也颇有当年高祖还乡唱大风的风彩。

九月初九，正是重阳佳节，在中国古代，有登高远望的习俗。刘裕便与谢晦、孔靖、谢灵运等一百余同行文武，登上城南里许的南山（今称户部山）戏马台，置酒高歌。戏马台，原为西楚霸王项羽所建，以“因山为台，以观战马”而得名，号称“徐州第一胜迹”。其台“高十仞（约18。4米），广袤百步”，这在一马平川的淮北平原颇为难得，正是“欲穷千里目”的绝佳去处。

上得台来，迎着清爽的秋风，已经五十三岁的刘裕举目西望，不见沦陷已久的中原故土那袅袅的炊烟，但见威武雄壮的北伐大军那猎猎的旌旗！眼看着这必将载入史册的时刻，刘裕兴致大发，一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充斥**膛，只可惜他没有曹孟德的文采，自己横槊虽然拿手，却没有本事赋诗，便让谢晦代替他当场挥毫，诉说此行必胜的豪情，随后，众人纷纷赋诗相和唱，文华集一时之盛（从此之后，聚会赋诗便成了重阳习俗之一）。在这些诗作中，不乏谢灵运这种大诗人的嘉作，但最能体现刘裕此时心情的，还是谢晦所作的五言绝句：

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
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

而就在谢晦赋诗书壮志，刘裕放歌戏马台之时，他所布置的各路北伐兵马，已在大批北府名将率领之下，挥师杀入了后秦的疆域，开始了他“却清河洛尘”的征途。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义熙北伐”了，它虽然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但仍是在朱元璋之前，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次北伐。也正因如此，刘裕所取得的业绩，在此后数百年间，都能不断激励着华夏的英雄志士们不懈进取的斗志！

辛稼轩赞曰：“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七路兴师

刘裕第二次北伐各路兵马，是在八月中旬从彭城、寿阳、襄阳及巴蜀等数个地点分别出发的。这次用兵，是东晋立国以来，第一次真正倾全国之力发动的战争，声势远比刘裕七年前征伐南燕的第一次北伐要浩大得多。晋军在东临齐鲁，西至秦岭的千里战线上，从东到西排开了七路大军，齐头并进：

第一路是北伐的主力之一，由老将冀州刺史王仲德为前锋，刘裕本人所率的大军为其后继，从彭城出发，沿泗水入清水、济水，至巨野泽，然后重新开通巨野泽与黄河间的人工运河（即当年桓温北伐前燕时开凿的“桓公渎”）进入黄河，控制黄河水道，然后沿河西上，指向洛阳。这一路大军的行军路线与当年桓温伐燕所走的道路基本相同，不同点在于刘裕伐秦时，淮北和齐鲁之地早为晋朝占有，已成为晋军可靠的后方基地，在补给上远较桓温优越。

第二路，由建武将军沈林子和刘裕的族弟彭城内史刘遵考指挥，也从彭城出发，沿流汴水西上，经荥阳过石门入黄河，而后与第一路汇合西进洛阳；

第三路，为北伐军的陆路主力，由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指挥，从寿阳出师，沿颖水、汝水北上，进取许昌、洛阳；

第四路，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籓指挥，从襄阳向东北前进，越南阳直抵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

第五路，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指挥，出襄阳沿丹水而上，经武关入关中。这一路军队的兵力根据不同史书的记载差异很大（《宋书？自序》中称只有数百人，而《晋书？姚泓载记》称有兵力一万。以沈田子的级别，虽然是执行的是疑兵作战，只带数百人也太少了，而且沈田子是《宋书》作者沈约的伯祖，不排除沈约有夸大祖先功绩的嫌疑，故在下认为，《晋书》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事实）。这一路的任务，是虚张声势，在长安东南面制造压力；

第六路，别将姚珍率数千人经汉中，入子午谷，从南面威胁长安；

第七路，别将窦霸也率数千人假道仇池，入骆谷，从西南面威胁长安。

这七路军队按其承担的任务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组：

前四路大军实力较强，所经过的大道平坦易行，且大多有水道可依，后勤补给也比较方便，是北伐的主攻力量。从地图上看，他们的进军线路就像一把倒置的巨大折扇，后秦与东晋的东部边界就像弧形的扇沿，四路大军就像四条扇骨，大军席卷而过的河南就像广阔的扇面。扇骨越向上，彼此的位置越靠拢，最后在扇柄的根部洛阳汇合，攻占洛阳，完成第一阶段目标。

后三路军队所行进的路线多为高山深谷，行军和补给均不容易，并且狭窄的地形也常常使人多的优势难于体现，所以刘裕给他们配备的兵力都比较薄弱（三路合计应不足两万），只是作为牵制性的疑兵使用（特别是姚珍和窦霸两路，因为兵少将微，又没什么显著战果，一般讲述刘裕北伐的文章中，干脆就把他们给省略了）。他们的任务是制造有大军威逼关中的假像，让秦军主力不敢东出潼关，救援洛阳，从而为前四路大军的胜利创造更良好的条件。

七路大军的总兵力，在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在十万以上，二十万以下。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刘裕七年前的那次北伐，不难发现，刘裕这两次出征的基本方略是大不相同的：刘裕进攻南燕时，将全军集中于一路，如一柄钢刀，直插向广固；而这次进攻后秦，使用的兵力却如风吹蒲公英，遍地都开花。

兵分多路，听起来威风凛凛，很容易造成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浩荡声势，非常适合用来吓唬经验不足的战场菜鸟，但假如要对付的敌人是个高手，那么这种多路分兵的做法无异于做茧自缚，正好方便对手来各个击破。

典型的例子，如在明末讨伐后金的萨尔浒之战。那次战役开始前，明军加上少量的朝鲜、叶赫联军，共集结参战兵力约十万零三千，与之对抗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手下有八旗军约六万。两相比较，明朝方面拥差不多二比一的优势兵力，本处上风，但明军主帅杨镐错误地把十万大军平分成四路进军，这样每路的兵力就只剩下了二、三万人，而且四路兵马相距都较远，难以相互支援。久经沙场的努尔哈赤根本不是吓大的，不管边界如何告急，抱定“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将自己的六万大军集中使用，往来攻杀，在每一战场都能集中两倍于明军的兵力。五天之内，后金军先后在萨尔浒、尚间崖、阿布达里岗三地大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四万五千多人。从此之后，明军对后金的进攻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义熙十二年的情况：刘裕的兵力虽然比杨镐要多一些，但他面对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