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魏军与之对垒的兵力约10万人，魏对蜀的优势约为2：1。
除了兵力的差距之外，还有兵种上的差异。曹魏拥有三国中最强大的骑兵部队，中国主要的战马产区现在全在曹魏的掌控之中，早在曹**时期，他的“虎豹骑”就是天下驰名的王牌。而蜀地因为马种低劣，所以蜀军绝大部份都是步兵，少量骑兵的素质也无法魏军骑兵抗衡。在秦岭一带山地，骑兵对步兵并没有优势，但战场一旦进入陇右以及渭河平原，步对骑的劣势就明显了。平原交战，骑兵失利只要后撤就行了，步兵追不上，步兵如果失利，那真是无路可逃。所以在诸葛亮的北伐战争中，往往打成一面平推，绝少纵深穿插，这固有诸葛亮性格谨慎小心的缘故，也受到蜀军机动能力不足的制约。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只是指责说诸葛亮怎么不学学霍去病，来个千里跃进，哪就和讨论魏蜀交战，如何争夺制空权一样无聊。
魏蜀之战中的地利
应该说，弱小的蜀汉能够成为三“足”中的一“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地利。魏与蜀之间，横贯着巍峨的秦岭，中间有几条小道，分别是子午谷、骆谷、褒斜谷（又称箕谷），人烟稀少，古人在悬崖峭壁上凿孔，**木梁，做成栈道，崎岖难行，胆量小的、心脏病患者都需要谢绝通行。以至于后来李白曾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魏蜀边界的西段，沿祁山至陇右，地势稍微平坦，不过也算不上坦途。
这样的地形决定了，在魏蜀战争中，对双方而言，都是易守难攻。打过“三国志11”的朋友可能有感触：你的几万大军在那几条崎岖的小道上排成一字长蛇阵，象蜗牛一般地挪动，只要对方有一两支军队守住谷口，你的人马就只有前锋能发挥一点儿作用，后面几万大军看着前面的战势而有心无力，只能看着每回合刷刷下降的粮食数目心急如焚！虽然这只是个游戏，但很形象的表现了在这一地区作战的特点。即使攻方突破了守方在险要处设置的防御，只要不能在守方的腹地打下一块足够大的根据地，因为军粮等物资仍需穿过那些小道以极低的效率运来，将使攻方在面对守方时始终处于劣势！
曹**就亲身体验过这种无奈：219年正月，刘备败曹军于定军山，斩夏侯渊，曹**所属的汉中告急。曹**逐于当年3月，亲率大军经斜谷救援汉中。被认为不善于打仗的刘备面对“大军事家”曹**，**有成竹：“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于是率众据险而守，不与其交锋。果然，因为刘军距后方较近，补给方便，而曹方补给需翻越秦岭，输送困难。尽管曹**在兵力上并不处于劣势，对手刘备的军事水平也不及司马懿，可这位“大魏武皇帝”依然一筹莫展，相持至5月，曹军只得撤退，汉中逐被刘备攻陷。
这次汉中争夺战中，曹军所处的情况与后来诸葛亮北伐中蜀军所处的情况很有相似之处，司马懿的基本方案也据险而守，依仗本身后勤的优势，待蜀军粮尽，只是诸葛亮的劣势更大些，因为他在兵力和兵种上还有劣势。除第一次北伐因错用马谡导致溃败外，其余几次北伐，诸葛亮的指挥都比曹**在汉中之战中的表现漂亮，但曹**就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就是“无能之辈”。
魏蜀之战中的人和
古人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面的分析，只有在各国内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才是有意义的。人心相背，尤其是集团内部的人心相背，对一个集团的存亡有决定性影响。一个上边离心离德，下边丧尽人心的政权，哪怕表面上看起来再强大，也很可能是不堪一击的。而一个团结一致，上下一心的小国，其力量也会显得比其纸面上的数字强大得多。这也就是历史上会出现这么多小国挑翻庞大帝国的原因。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所谓的“三国乱世”实际上差不多已经结束了，三国都有了，却不怎么“乱”了，彼此进入一个相对的稳定期，人心思定，在早先很有号召力的“兴复汉室”的口号，现在基本上已经没什么用处了。不管是曹魏政权还是蜀汉政权，内部都比较稳定和团结，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蜀汉的政治更清明一点，但在魏国的土地上打仗，就不存在优势，更不能指望中原的百姓会愿意帮蜀汉打仗，来接受蜀汉的统治。总的来说，人和方面，双方差不多，虽然它很重要，但因为基本对等，所以真正对战局有重大影响的，还是上面所说的天时与地利。
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并不是因为在乱世具有英雄潜质的人特别多，而是因为在乱世，具有英雄潜质的人有特别多的表现机会。一个人再有多大的材干，如果没发挥的机会，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比方说吧，假如朱重八要是早生五十年，他也就只是凤阳乡下的贫苦农夫，顶多也就干到个村长，绝不会是大明的太祖高皇帝。乱世就不同了，乱世中人心思变，没有固定的效忠对象。各路诸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强弱存亡很容易逆转。一旦一个势力进入了稳定期，当地的百姓也养成了忠于它的惯性，它就不是这么容易被打败和消灭的了。比如说吧，从春秋到战国，列国打了几百年仗，最强大的秦才实现统一，因为那不是真正的乱世。而空前强大的秦帝国治理无方，把天下带入乱世，几百人揭杆而起，力量比不上七雄中最小一国，但仅仅三年后，秦帝国就灭亡了。
所以，乱世和非乱世的战争，差别是很大的。以弱胜强的神话，一般是属于乱世的，在相对平稳的时代，大国吞小国才是惯例。对于孔明先生而言，有点不幸的不但是他身处小国，更重要的是乱世已逐渐结束。
终结慕容 上
韩范使团的一名官员尚书张俊，见势已至此，无可挽回，便偷偷溜走投降了刘裕，并献策说：“燕国之所以到现在还坚持不降，就是寄希望于韩范能够带着秦国的援军回来，如果我们能够得到韩范，让城里的守军看见，使他们知道援军已经无望，必然投降。”刘裕认为有理，便一面写亲笔信给韩范，劝其归降，一面上奏朝廷，推荐他担任散骑长侍。这时后秦的长水校尉王蒲也劝韩范留在后秦为官，但韩范拒绝了王蒲的挽留，叹息说：“刘裕出身不过一介小民，竟能从平地崛起，消灭桓玄，兴复晋国。如今伐燕，旌旗所至，无不瓦解！这大概就是天命，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燕国灭亡之后，下一个必然是秦国，我受一次投降的屈辱就够了，不能一辱再辱！”随后，韩范降晋（不过从事后来看，韩范的这次选择也算不上明智）。
刘裕得到韩范之后，立即带着这位新任的散骑常侍一同乘车出游，大摇大摆地在广固城外绕了一圈，还不时摆摆造型，好让城上的人看清楚一点。城中守军参观完真人秀，知道后秦来援的希望破灭，无不沮丧失望。有几个臣下建议慕容超立即诛杀韩范满门，以敬效优，但慕容超认为韩范的弟弟韩（讠卓）是难得的忠臣，故不予采纳，韩范的亲属全部赦免不问。但对另一位使臣张纲，慕容超就没这么宽大了。
张纲降晋之后，很有干一行爱一行的“镙丝钉精神”，兢兢业业地在新单位上班，表现出一位模范员工的优秀素质。在他的精心设计和督促施工下，一件件精良的攻城器械被高效率地制造出来。慕容超望着城外一辆辆崭新的冲车、飞楼、悬梯、木幔，心中极为恼火：你小子也太敬业了吧！在我大燕领工资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努力？简直是吃里扒外，罪大恶极！便极为残忍地下令，将张纲的老母亲抓来，倒吊在城墙上，先砍断四肢再砍头！
至此，守军大多已经没什么士气了，只有他们的皇帝慕容超还在顽强或者说顽固地抵死不降，也不许任何人提“投降”二字，将建议他投降的灵台令张光处死。秋去冬来，广固城仍在坚守，新的一年又渐渐到来。
义熙六年（公元410年）正月初一，慕容超登上天门，接受文武百官的新年朝贺。去年的今天，慕容超关心的头号大事是宫廷乐队不完备，不知道经过他这一年的努力，乐队完备了没有？不过即使南燕有了世界一流的乐队，估计也营造不出喜庆气氛了。稍后，他与宠妃魏夫人一起登上城楼，望着城外不见边际的围城晋军，知道末日临近，一时痛心不已，无法抑制的悲伤让两人手握着手，相对痛哭！
许多年之后，这一幕被一首诗歌纪录了下来：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
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
（注：这一诗歌可确知的最早出处是北宋学者郭茂倩收集编著《乐府诗集》，距离十六国已过去数百年，诗歌的原始来源已不是很清楚，诗歌的标题为《慕容垂歌辞》，它究对应哪一段历史背景，历来存在争议，至今也没有定论。但歌辞内容并未明确这位“慕容”是何人，而且在慕容垂一生中，从未有过被南方军队围困于某城的事，与歌辞描写最吻合的历史事件正是刘裕攻广固之战，故它的标题可能是后世的误传。）
为挽回败局，慕容超作了最后的挣扎，二月初，他命公孙五楼与贺赖卢二将挖掘地道，乘夜出城偷袭晋军，虽然乘晋军久围松懈，一度击破檀韶负责的一段围墙，但随后就被闻讯赶来的晋军打败。而广固城被围太久，城中人大多患上了软脚病，悄悄出城投降的人前后相继，已经无法制止。乘着慕容超再次登上城楼巡视的机会，尚书悦寿劝告他说：“如今天助盗匪，我军残存的将士疲惫不堪，困守孤城，外援又已无望，天意如何，已经非常清楚了。自古以来，如果气数已尽，就是尧、舜那样的贤君也只能禅位，陛下难道不考虑一下变通的方法，拯救城中生灵？”
当年慕容超初到南燕，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