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 第17部分

　真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年侍奉的谢帅多英明啊，后来换上王恭，就觉得他目中无人，不体恤下情，自己才叛了他。谁知道新换上的这个轻佻少年司马元显，还不如王恭。王恭至少不会在将士都忍饥挨饿的时候独自花天酒地；在大敌当前时，王恭甚至能与自己结义兄弟，而司马元显还宛若无事，继续无视自已！刘牢之感到自尊心很受伤，这样的人还值得追随吗？

　在司马元显睡不着觉的这几个晚上，刘牢之也渡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各种成败得失的计算纠缠在心中，结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大疙瘩……

　直到司马尚之被消灭后的第二天，满眼血丝的刘牢之召集众将，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全军倒戈，投降桓玄！此言一出，众将哗然，未经一战，便投降叛军，这是北府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啊！刘裕和刘牢之的外甥东海中尉何无忌都竭力劝阻，但刘牢之就是不听。刘敬宣也反对说：“如今，天下大势就取决于桓玄和父亲两人，桓玄倚仗其父（桓温）、叔（桓冲）留下的资望，窃据荆楚，占有晋室天下的三分之二，所缺的只是未能挟天子罢了。一旦放纵他入京，就没人能够控制，董卓之祸，必将重见于今日！”刘牢之突然歇斯底里，对着儿子大发雷霆：“你们说得那点儿常识，我还能不懂吗？今天要击败桓玄，易如反掌！但击败桓玄之后，司马元显必不容我，叫我怎么对付！”　

　关于刘牢之投降桓玄的动机，有一种传统的解释：他想借桓玄之手铲除司马元显，然后再干掉桓玄，最后由自己掌握大权。不过据在下看，这种解释在某些方面把刘牢之估高了，某些方面又把他估低了：

　刘牢之是一个**怀大志的人吗？他杀掉王恭之后，已握有晋朝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不小的地盘，要找个机会入据京城，挟天子以令诸侯，本是易如反掌的事，而且上天之前已经给他提供过机会：如在三年前，因司马元显处置不当，孙恩之乱爆发，朝廷的直辖区大半沦陷。此时刘牢之不论是乘机入京，借司马元显名望扫地时取而代之，或借镇压孙恩的机会将三吴郡县据为已有都不会太难办到。结果他两者都不为，却像土匪一样，为了劫掠一点财物让自己在民众间身名狼藉，有大志的人能干这样的蠢事？

　而且想要夺权的话，这种方法也实在是傻到家了。打个比方：就象赤壁之战前，孙权决定先投降曹**，借曹**之手除掉刘备，然后再反悔与曹**单挑一样，怎一个笨字了得？刘牢之在政治上也许很蠢，但在军事上绝对不是白痴，如果连强弱都掂量不出，行此下策，哪里还象精通兵法，“沈毅多计画”的刘道坚？

　其实，他在烦躁中责骂刘敬宣的话，很可能才是他最真实的想法：他担心司马元显不能容他，或者说，他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避祸，而非为夺权。他已经被何穆的那一番话说服了，为了不成为下一个文种、白起，只有投降桓玄。

　不过以我们今天来看，他这种理由也是荒唐可笑的。文种、白起、韩信三人之所以被杀，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勾践、秦昭襄王、汉高祖三人均是大权在握的强势君主。离了这个基础，像曹**与刘协、司马昭与曹髦，才是威震天下的人臣与君主间的常见关系。而司马元显有什么，他连君主的都不是，只是一个控制中央的权臣罢了，而中央的实力在孙恩之乱中差不多已经耗光了，还能有何作为？假如刘牢之真的消灭了桓玄，那晋朝天下还有谁能居于其上？那时候他该**心的，就不是司马元显不容他怎么办了，而是他用不用继续包容那位会稽王世子！这么简单的道理，刘牢之竟一直没能想清楚，不能不让人叹息：只要离开了军事谋略，在政治方面，这位北府名将的水平还停留在幼稚园！

　让我们细看关于刘牢之的记载，可发现他非常在乎上司的器重，他的行为是被动的，由上级怎么待他来决定。所以谢玄重视他，他就出生入死，屡立奇功；王恭视他为普通部将，他就叛了王恭；而司马元显慢待了他，他便心生疑虑，再叛司马元显。从心理学上说，自尊与自卑是一体的两面，这种急于得到别人肯定的心理，恰恰说明了他自身的不自信。他的不自信当然是有原因的：东晋是一个强调门阀出身，重视形象风度，盛行清谈的时代，身处其中，刘牢之不可能不受影响。偏偏这几项他都提不起来，他有的只是当时并不很被重视的军功。

　刘牢之早年的经历，我们不太清楚，但可以想见，一个出身低下又不符合时尚口味的北方流民，他一定碰过很多壁，一定见惯了世族高门的白眼，他们处处用不经意间表露出来的优越感提醒着刘牢之：你低人一等！久而久之，刘牢之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这个身份定位：自己只是给人打工的！即使他后来战功卓著，即使他后来荣升高位。虽然他也曾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但他的做法只是换一个老板，从没想到自己也是可以当老板的！

　据说印度的驯象师在驯象时，会将刚出生不久的小象绑在小木桩上，活泼的小象自然不乐意，会极力想挣开，但因为身体还弱小，怎么也挣不脱。一次次的挫败就会深深印进小象的脑海，让它感到小木桩是不可战胜的。等到它长成身强体壮的成年象，驯象人再将它绑到小木桩上时，尽管此时它已经能轻易拨掉木桩，但小时的印象已成为它的心理障碍，使得它再不敢尝试挣脱，不知道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仍只能被绑在小木桩上。

　刘牢之的误区就在于：他已经到了非当老板不可的位置，却仍然把自己当成打工仔，并天真的以为，离开了司马元显，还可以给桓老板打工，不知道已经没有老板敢要他这样的员工了！不管怎样挣扎，他终究还是挣不脱自己心灵深处的那根小木桩。悲哉，刘牢之！

　三月一日，刘敬宣奉刘牢之的命令，前往进见桓玄，威震天下北府军，不战而降…
晋廷易主

　见到前来请降的刘敬宣，桓玄非常高兴，任何人捡到这样的大馅饼，都没法不兴奋，这标志着，进京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为了麻痹刘牢之，桓玄举办盛大的酒宴，款待刘敬宣，还特意搬出自已珍藏的名家书画，与刘敬宣一同观看，那情形，着实是亲密无比。刘敬宣乃实诚人，对这套把戏信以为真，而桓玄的左右都在一旁偷笑。

　朝廷的讨伐军统帅司马元显，在听说刘牢之倒戈，桓玄军陆路已到新亭（今江苏南京市南，临江依山所筑的军事要塞）时，连忙离开他住了半个月的“船上宾馆”，逃回建康城。三月三日，司马元显壮起胆子，集合守军，出城布阵于宣阳门外，筑垒防御。此时，中央军军心已乱，还没有见桓玄军队，就出现传言说：桓玄已经到朱雀桥（在今南京市南秦淮河上，刘禹锡有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说得就是此处），士兵开始出现逃亡。过了片刻，桓玄军的前锋小队出现，只喊了一声：放仗（就是缴枪不杀的意思）！中央军便完全崩溃，四散逃命！

　司马元显几乎是孤身骑着一匹马，仓皇又逃进城中。平日里“捧月”的“众星”们，此时差不多跑了个精光，只剩下张法顺一个人还在跟着他。巨大灾祸终于降临，打掉了司马元显身上的最后一点自信，洗去了他身上所有的华彩，让他重新回复成一个无助的孩子。恍恍惚惚间，他逃进司马道子的宅第“东府”，向父亲问计。司马道子那两下子还不如儿子呢，能有什么好主意？父子俩只得相对痛哭。

　稍后，曾是司马元显身边马屁军团骨干之一的从事中郎毛泰，带着人闯进东府，逮捕司马元显，押解到新亭码头，绑在拴船的石栏上，当着众人的面一条条数落他的罪状！曾经不可一世的会稽王世子此时似乎已神智不清，只是喃喃自语：“我让张法顺害了，我让王诞（王导的曾孙，曾劝司马元显不可杀桓修、桓谦兄弟）害了！”直到此时，仍然只看见他诿过于人，没有对自己的反省。

　毛泰同志的事迹说明：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缺少墙头草，越是在官场，这种植物生长得越发茂盛。三月四日，朝中高官们声称奉皇帝的旨意，出城迎接慰劳桓玄大军。桓玄便在众多高官谄媚地簇拥下，得意洋洋地进入建康，持续了多年的昌明党与道子党之争，至此完全画上句号，东晋进入了桓玄时代。为了显示拨乱反正，当天废止了刚刚使用不久的“元兴”年号（你司马“元”显再也别想“兴”了！），恢复旧年号为隆安六年。

　桓玄当政后的首要大事，当然是给自己和自己人加官进爵，于是让司马德宗下诏：一、任命桓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总理朝政，加黄钺；二、任命桓玄的哥哥桓伟为荆州刺史；三、任命桓谦为尚书左仆**；四、任命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顶替刘牢之掌管北府；五、任命桓石生为江州刺史；六、任命此次立下大功的谋士卞范之为丹阳尹（相当于建康市长）。

　除了这几个自家人，为了显示新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桓玄也提拔了一批有名望非嫡系人士，其中头一个，便是王谧。王谧，是王导的孙子，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位仁兄，他就是当初慷慨解囊，替刘裕还赌债的那位王长史。他在桓玄临起兵之前，奉朝廷旨意前往荆州传诏，桓玄认为他家世高贵，又素有清誉，非常适合给自己装点门面，便把他留下来，殷勤款待，极为礼遇。到此时桓玄掌权，王谧被任命为中书令，也成为新政权中的核心人物。

　王谧之外，新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还有殷仲文、刘迈、刁逵等。殷仲文，是殷仲堪的堂弟，但同时也是桓玄的姐夫，原任新安（今浙江淳安）太守。他在得知桓玄起兵时，弃官前往投奔，坚决站在小舅子一边，与堂哥和司马元显划清界线，因此得到桓玄的赏识。刘迈，曾是殷仲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