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三四天，当他上学走到前弄堂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对他点点戳戳。
不料当他放学回来的时候，他见到约有二十多个孩子似乎在等待着他。他们跟着他走，从前弄堂跟到了后弄堂。他想赶开他们，没有成功。这些孩子，以及后来闻讯赶来的，将最后一条小弄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从窗口张望了一下，下面立即有了反响。
开始时一阵传统的喧嚣，像是序幕：
“落雨喽，打烊喽，
小八剌子开会了！”
这似乎是一种号召，然后是齐声喊叫：
“长脚螺丝敲洋丁，
敲来敲去敲不进，
为啥道理敲不进，
因为里面有只螺丝钉！”
在一些半通不通的初中生的启发下，强调的是“里面”，这就有了暧昧的成份。孩子们便不怀好意地大笑。四面八方的孩子全部通过弄堂的各个口子涌过来，大同坊像新年里的城隍庙一样拥挤。
任何时候，孩子都是弄堂真实的体现。父母在家中的枕边絮话，小弄堂里的窃窃私语，只有孩子，把那些细碎的声音捕捉到了。
他们嘻笑跳跃，无比投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他们成功地用分贝将陈瑞平罩住，让他独自一人，孤魂游荡。
你能说他们全是小凶手吗？谁都认为，荒漠的年代，他们仅仅做着唯一可以做的游戏。
不少在大同坊被批判过的人全部被孩子跟过。从资本家到当权派，一直到流氓腐化分子。任何一个人因为任何原因而跌倒，石库门一定会投井下石。弄堂里已经因为孩子死了一个人。那就是六十五岁的卖水果的苏州老头，他的老婆年老体衰，从早到晚一直在咳嗽。每每闲得无聊的苏州老头要和他干些男女之事，她便坚决拒绝。他们的争吵相打的声音从小小的灶披间传出来，一弄堂尽人皆知，于是他们走过弄堂，就会被人窃窃地指指点点。他的水果摊属于资本主义，文革前就不能再摆了，谢大姐安排他扫弄堂。最后，他在某一个下午，用橘味水果糖诱骗了一个六岁的女孩。先是摸了她的脸，然后逐渐下移，最后探到了下边。
生逢1966 21（2）
老头的形迹被人发现了，他被批斗，扫弄堂不再是谋生，成为了一种责罚。他在弄堂中跌跌撞撞边扫边走。最后他被孩子们看中，一路跟着不罢不休。可怜他竟然还要和孩子理论。他用糯软的苏州腔咆哮，哪里敌得过汹涌的石库门童谣？仅仅两个星期，他就精神错乱，自去寻死。
只有居委谢大姐或者派出所的周同志在弄堂口一立，孩子才飞也似的作鸟兽散。谢大姐于是经常在弄堂喧哗的时候从办公室跑出来。可是，她能永久站在弄堂里吗？学校上课很不正常，孩子们一直闲荡在弄堂里。谢大姐其实比平常更忙碌。她胸口闷气喘得再凶，她又能拿一弄堂的孩子怎么样？
陈瑞平已经不能出门。往往他前脚刚跨出门口，就有几个狞笑着的小孩子飞跑着离开，他们是被大一些的孩子安插在这里望风的。
瑞平每走出一步，孩子就会增加十个。所有的声音都在喊叫，一时很多条弄堂会拥出很多的孩子，他们放下了正在下的棋，正在打着的扑克。他们拖着黄脓鼻涕，满面满身的油汗，头顶心生着热疖头，背心上全部是金玉痱子。衣冠不整，或者上身赤膊，没有“衣”“冠”，裤子上全是补丁。他们用那种很下流的很流氓的很晦涩的眼光射向陈瑞平。他们拖着拖鞋或木拖板，走路有响的有不响的，但是一起顿脚，便是山摇地动。他们像磁铁一样紧贴陈瑞平，又像盯梢一样若即若离。他们永远离开陈瑞平三米，以高大而面色苍白精神萎顿的陈瑞平为圆心，自动形成了一个直径六米的圆，就像上面有一只追光灯笼罩了孤独的陈瑞平。陈瑞平靠墙，圆就成了半圆。陈瑞平回身大吼一声，面对着他的孩子被吓退几步，圆就变成了椭圆。不一会儿，又回复原样，顿足声和喊声更响。
有一个清晨，瑞平在红墙上见到了一张粘在墙上的白报纸，上面是“陈瑞平下流”五个大字。陈瑞平就用力把纸撕了下来。不料那就把诡计的封面打开了，里面是一幅漫画。用粉笔画的。他和汪蓓蓓手牵着手走在一起，脸上都画有红的XX，两人一丝不挂，他的“弟弟”被画成如同山芋一样臃肿丑陋，还在滴水！
陈瑞平在弄堂中行走，就像一个幽灵，在声浪中飘浮。他忽然感悟。有一个人已经预料到了弄堂里会有这样的场面，那就是爸爸。
有一天，一辆黄鱼车徐徐从前弄堂过来，通过了小孩的防线，黄鱼车上满是行李家具。长脚阿蔡推着黄鱼车。跟着阿蔡的是阿蔡的女人和蔡小妹。经过里委和房管所的反复讨论，住房紧张的长脚阿蔡一家成为对门的新房客。阿蔡一家是因为住房平均面积居本弄倒数第一，更是因为根红苗正，弟弟又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才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对手中包括亭子间嫂嫂和绍兴老太。亭子间嫂嫂带着特别的心情来迎接新的邻居。愤愤不平留在心里，羡慕溢于言表。她忙着出来抢过阿蔡女人手中的包袱，熟门熟路地作了向导。
生逢1966 21（3）
当蔡小妹将对过关闭了二十多天的窗户再次打开的时候，他正好在小间，她刚一抬头，立刻把头低下了；转身就回了前楼。接着他听到了蔡妈妈和小妹凶猛的争执，然后是小妹的嚎啕大哭。陈瑞平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大约在三天之后，对过开始将窗门打开了。长脚阿蔡的老婆就将竹竿“渡”一些吃食过来了，有时是在饭里蒸着的南瓜和芋艿；有时是自己包的粽子；有时是几根甜芦粟。现在瑞平已经是人家可怜的对象了。
但是，小妹还会出现在对面的窗口吗？难道现在他还有资格将目光流连在对窗吗？
陈瑞平很多时间总将自己关在家中。他将父亲的照片和母亲的照片放在五斗橱上，然后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看。在妈妈的照片背后，他写下了：
“邵玉清，生于1918年3月18日，死于1967年９月15日”。
在此之前，妈妈已经在爸爸的照片背后写过：
“陈宝栋，生于1910年6月5日，死于1966年9月3日凌晨。”
爸爸有着方方的额角，斯文地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妈妈是萧山江边沙地上常见的长圆脸型，上眼皮有一点浮肿，照片上，她眯起了眼睛，好像要躲避那一下强烈的闪光灯。他们全在开心笑着。可惜照片剪开就不能再拼成为一张了。
生逢1966 尾声（1）
陈瑞平那些在文革期间渡过中学时代的人，后来被称为“老三届”。“老三届”中有不少的人都很有才干，小木克就是一个。当然，今天这样称呼他有一点失敬，因为他今天是一个正局级干部。
关于穆局长，有很多的传说，他完全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他能在大起大落反反复复的年代永远站在潮头，又能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一直开着顺风船。他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候找到提携他的人，又永远有人在保护着他。
穆局长还是处长的时候，有一天在解放日报上见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作者是国家通讯社的陈瑞平。以后，穆亦可不断看到陈瑞平的名字。他的照片要比年轻记者的图片耐读，总有那些画面以外的内涵。看得出来，他比一般的摄影记者要有阅历的多。最早被穆亦可注意的那张照片是在上海图书馆门口拍的，主角是一群在铁门口等待开门的青年人。那时，他刚刚从黑龙江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他拍出了一个时代的特征。他见到了逆光，所有的人全部都勾了轮廓，形象凝重有力。他加了闪光，最前面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老三届，望着铁门凝视的那种痴痴的期待眼神打动了很多人。
两个中学时代的好友重逢了。
两个全是忙人，他们好几个月才有机会一起说说话，喝喝咖啡或者红酒。陈瑞平已经成为一个胖子，体型很像是一个纺锤，他的话很多，其实是摄影记者平时用镜头代替了说话。穆局长的修养很好，完全能静静听他讲完，这对他劳碌的仕途是一种调剂。在宦海中沉浮就是在不断说话，他对下属说话和上级对他说话。做官时间越长，心就越是寂寞，他总是希望有一个和官场无关的安全角落，听听真话。
有一次，陈瑞平约了小木克来到淮海路。他们走进淮海路的某个大商场闹中取静的咖啡馆，小木克一看就说，楼下当年应该是那家面店。瑞平说是，他们篮球队经常在这里吃八分一碗的阳春面。他们并肩坐在两把藤椅上。瑞平越过精致的咖啡杯，把自己的眼光看着窗外，他就不由自主地打个寒战。这样的眼神，有一点痴呆呆的。小木克没有料到瑞平今天这样沉默，就顺着他的眼睛看，于是就见到了马路对过一家只有半间门面的酱鸽店。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高个女人，正把一只油津津的酱鸽挂到橱窗前。她的背有一点驼了，在白色的帽子和白色的口罩之间，依稀看得到长悠悠的眉毛和眼睛。
“蔡小妹？”
“是的。”
“那家小店是她承包的？”
“不是，打工而已。每个月六百五十元。”
男人流着泪水一点一点说着一个女人，总有一点心烦意乱。蔡小妹第一个报名到黑龙江去。她在军垦拼命地干是不用多说的。在查哈阳她是第一批选送上北京大学的。在上大学之前，作为工农兵学员的蔡小妹曾经表决心说她上了大学还要回到北大荒。别人是说说而已，最后都食言了。而她果然回去了。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她和在另一个农场扎根的哈尔滨青年恋爱了，就没有走。儿子先她回来上学，他们两口子一直到退休才来到上海。而她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寻找陈瑞平，将他妈妈临终时给她的金子交还。
生逢1966 尾声（2）
“你总是一直喜欢着她。”小木克感觉到了陈瑞平粗重的呼吸，“她会不会也对你一直有意思？”
“她到我们农场来过两次。我都避开了。人家告诉我，小妹曾经到处打听我。”
“那你为什么不向她说一声？哪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