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多种武器。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的办法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刘少奇说：“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大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毛泽东说：“现在做不同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但是我们要统得过来，要想统，首先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积极性，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扣分散主义的帽子。这个帽子压住了许多地方的积极性。”周恩来说：“有些地方怕搞机械化。我看应该让他们也来一个鸣放，说出他们自己的话。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充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毛泽东说：“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鸣放不行，你们回去后在群众中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我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不然他们不敢放。这样，我想是会鸣放出许多的好主意的。”
周恩来说：“鸣放，有人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这就要告诉他们，不抓辫子和不扣帽子嘛！”毛泽东说：“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这样，一旦有事情就应付不了了。我坚决地主张给地方以充分地自主权。给他们积极性。”
彭真说：“上海用机械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
毛泽东说：“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政策方针，就是大的政策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说：“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
毛泽东说：“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省市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急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
周恩来说：“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毛泽东说：“飞机场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这时，余秋里插话：“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
林彪说：“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我们还是要实行过去的一套好的东西。”
“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毛泽东说，“二线一线书记搞建设，地方和民工就可以包下来。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你们许多人的特点就是想抓权，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而抓权。我就偏偏要把你们的权力分下去。这也是对付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的一个办法。”
彭真说：“小钢铁厂有一些，给中央统光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现在再搞一套，就大不利于战备了。将来打起仗来，依靠的还是地方的同志和部署，我们的三线建设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服务的。没有这样的准备，吃亏的时候就后悔了。”
彭真说：“明年搞个办法。”
毛泽东不满地说：“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这时，周恩来插话：“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毛泽东马上说：“那时叫八机部的人去当厂长嘛！你收上来，那就再放下去嘛，反正不能老是由你捏在手里统又统不过来，管又管得要死。”
毛泽东马上说：“有的对农民实在是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给送去三、四成，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讲到这里，他作了一个打屁股的手势，说：“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说：“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现在看来统得太死确实不行。”
“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的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毛泽东刚讲到这里，陶铸也插话：“中央也无权呀！”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准许闹独立派，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戚本禹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说：“还是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不要不服气。”
“我就是说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毛泽东说到这里时，林彪马上补充道：“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点点头：“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子教三娘，也是一种革命，在今天有它的重要意义。我记得是列宁讲过：当不了群众的学生就永远当不了群众的先生。”
林彪说：“我们这些当老爷的人只想专政，他们从来不想让学生得到解放。”
毛泽东说：“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我们现在的官场究竟怎么样？会不会在一个什么时候也现形？很难说。最后，我再说一遍，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彭真当然知道，毛泽东所讲的这位吉林省的书记，就是郑季翘。他写了一篇题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文章，基本上否定了文艺上所推行的形象思维的规律，认为：“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的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的创作，相反，正是它，迷误了许多作家。”对这样的观点，彭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建议人民日报先不要发表。现在，毛泽东显然是不满了。这时，他突然又想起关锋和林杰写的另一篇批判《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文章，弄得不好，也会反映到毛泽东这里的。想到这里，那篇文章里的观点，响彻在自己的耳边：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扩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出‘纵然丢官不见凉，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想到这里，彭真的头上不住地冒着冷汗。他知道，这样的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含义，这样的理解将会对吴晗和北京市委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时间的发展，恰恰把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回到北京不久，《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和林杰的这篇文章，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送了该文：
“吴晗同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料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做‘反对左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