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 第70部分

　

周谷城早就领教过姚文元的棍子，这时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姚文元惯于陷人于罪，天理难容！我十分怀疑，姚文元到处批判别人，为什么别人就不能批判批判他？现在是毁灭一个人容易，真正要树立起一个正确的理论就难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建设，要培养起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来。”胡愈之也斩钉截铁地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姚文元把问题弄到政治上，完全是别有用心！你说吴晗是为自留地翻案，究竟有什么根据？”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姚文元怎么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看姚文元已经不是学术讨论，比法院给人下判词还要恶劣。我们的党报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文章公开发表？”历史学家剪伯赞说：“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几事也要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我看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要让人说话，让大家展开辩论，有一种理论讨论的味道。只要说理，什么样的讨论都是可以的。”

　

考古学家夏鼎还特地写了一首《赠吴晗》的诗：“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兆擅风流。无端试笔清官戏，纱帽一丢成秃头。”他说，“我写这样的诗词，是为了让吴晗同志谨慎，也为了让所有的学者都谨慎从事，不要让姚文元这类人钻了空子。”

　

有人在会议上把话完全说破了：“姚文元写什么无所谓，关键是要看党中央和组织上的态度，相信不相信他的观点。如果让大家讨论，什么样的文章也不怕，如果相信了姚文元的文章观点，我们就是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彭真心中有底了，看来批判吴晗的文章，的确不得人心。现在最要紧的，是直接请示在京的常委，请中央常委们对此事公开表态……

　

远在杭州的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听到了北京的反应。他对江青说：“看来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石破天惊的效果。这说明有些人感觉到疼了，沉住气，静观事变。”江青说：“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话，就是没有人听。真正实行了文艺批判，有些人就慌了，说明他们的心里还是恐惧的。”

　

从这时起，毛泽东每天都在看各省市的报刊，对里面的文章看得都很仔细。他一面继续认真地阅读那套读了许多遍，永远也觉得读不厌的《资治通鉴》和史书著作，一边叫人整理他几十年来的诗词旧作。他想起韶山冲人送来的《毛氏族谱》里的一首诗，尽管他反对家乡的人再续家谱，但是他对过去的东西还是认真地作了研究，特别是有关的历史记载。

　

一沟流水一拳山，

虎踞龙盘在此间；

灵秀聚钟人莫识，

石桥如锁几重关。

　

这首诗是写照他所居住的韶山冲地域的，毛泽东从来不信，他说：“如果仅仅说我家里的风水，那是出造反者的耳兆之地。所以，蒋介石派人来挖掘我家里的祖坟。到处挖坑，但是还是使我当上了新中国的主席，他倒跑到孤岛上去了。现在我在世界上还是一个造反者的形象，共产党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嘛。”

　

他找出了他过去写的几首诗词，准备选择一个时机公开发表，其中有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杭州观看钱塘江潮的七绝：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还有一首是他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三日写的《读报有感》的七律：

　

托洛茨基返故居，

不战不和欲何如。

青云飘下能言乌，

黑海翻腾愤怒鱼。

爱丽舍宫唇发黑，

戴维营里面施朱。

新闻岁岁寻常出，

独有今年出得殊。

　

他对江青说：“我还想再多选几首，让全党同志有个思想准备。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我们开了好多会议。反对国内的修正主义，恐怕更要有个思想准备，不然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后，会有很多的人大吃一惊的。”就在这时，毛泽东在杭州看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他仔细地阅读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的文章，没有明显所指，但是他的观点的锋芒还是咄咄逼人的：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毛泽东看到这里，微微点首称道，接着往下看下文：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见鉴。”

　

毛泽东特意给江青打电话说：“你要注意一下戚本禹的文章，这个年轻人如果可以培养，就要把他和姚文元一起树立起来，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权威还是应该有的，只不过看是什么权威罢了。他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还是很有气魄的嘛！”

　

毛泽东很欣赏文章里的这段话：“恩格斯这样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流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毛泽东指着这段话，问田家英和身边的人员：“北京是不是有人就是提倡翻查流年老账呀？”田家英说：“没有这回事，没有任何人会那样做的，那不过是一种泛指罢了。”

　

戚本禹的文章还这样批判道：“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田家英看到毛泽东在研究戚本禹的文章，就很不客气地对他说；“戚本禹的文章有点强词夺理，他根本没有弄清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历史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异同，我们所说的历史主义也就要客观地、有条件地、分清阶段地来看待过去的史料和观点，而不能机械地、静止地来看问题，戚本禹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此错误和荒谬的结论。我认为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多少新东西。”

　

毛泽东的鼻子哼了一声，没有吭声。

　

戚本禹的文章继续写道：“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相，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得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譬如，在写帝王将相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刻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不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臣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

　

田家英把这段话划出来，对毛泽东说：“我觉得戚本禹的这些话很不妥当，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别有用心的。‘英明的君主’分明是暗指你嘛！”

　

毛泽东说：“我怎么是‘君主’呢？充其量我不过是一个农民的领袖和起义军的首领而已。刘少奇才是君主呢，你看他经常就是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你看他像不像呀？”

　

田家英弄不清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含义，不敢贸然作答。毛泽东对他说：“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应该点名，如果点了名就不会使你产生错觉了。这段话都是写得很好的。”

　

这段话指的就是：“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们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作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