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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说：“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说法。”
毛泽东说：“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进化，动物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只有人才能进化，要研究自然学史，不学自然科学就不行。要读点书，为现在的斗争需要去读书。我讲的这话和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氢和氧经过千百万次才化合成水。这是一个简单的合二而一。历来说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设有几句话，我曾和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分析、综合，共产党、国民党怎么综合？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最后把国民党吃掉了嘛。吃掉他们也就把他们给综合了。你们说是不是？”
康生笑起来，众人也笑了。
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动不动就说，跟着国民党走，是看了他们的报纸的缘故。事情就那么简单，我看不见得。我们当时也看报，也没有什么受影响嘛。大学不让学生看《红楼梦》，说是怕受影响。我看完全不尽然。《红楼梦》我看了三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当历史看的，有的人看《红楼梦》不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它的总纲，四大家族都写到了。这里的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人。研究历史不用阶级观点就搞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怎么综合？就是吃掉，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而是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是总是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而不是他所说的那套。这些都是要从生活上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说：“杨献珍的那套东西，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个人有点狂妄得不得了了，好像他已经是什么哲学上的权威，多年来一直在犯右倾错误，后来干脆就以党内的不同意见者自居。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写过一篇《从斯大林问题上得到的教训》的文章，公开教训我们的党：‘苏共二十大正在走向正常的道路，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对任何人的迷信都是要不得的。我建议今后不要发致敬电，致敬信，不要给领导人鼓掌。这样很难堪，叫人感到很不自然。报刊上今后登领导人的讲话，能砍掉的尽量砍掉。今后也不要对毛主席讲什么英明领导。连他未参与的也说成了什么英明领导，完全是一种讽刺。’他在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的干部轮训期间，公开说：‘党的威信过去很高，现在是一落千丈。有的地方把毛主席的画像都取下来了。’他的这些言论，已经接近是反动的了。”
“也可以把他的话综合掉嘛！”毛泽东开着玩笑继续说：“分析也综合，综合的概念里也必须包括分析的内容。我讲的都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不知道和你们的意思一样不一样？不过，在我看来，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就是质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社会学怎么讲综合法？你们说不清，叫我讲，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兴起，就是一个社会的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是很绝对的。”
康生说：“毛主席讲得非常精辟。”
“是吗？”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了，他继续着他的思想脉络，说：“在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就是一个消灭，一个发展。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较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看到孔子，地球就装不下了。所以我很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妻子，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旁边的人瞠目结舌，听得都有点不知所以然了，但是康生听得非常冷静，他知道毛泽东今天的兴致正浓，这是近一段来很少有的情形。毛泽东说：“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的，而我们认为是乐观的。人，我们说人类死亡这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恩格斯讲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认识。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不讲了，单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这才是完整的辩证法的全部内容。也是我对恩格斯的补充。”
“是发展！”陈伯达说。康生马上说：“对这个问题我们的中央党校已经跟不上了。杨献珍的思想是要走向反动了。一九六四年上半年，杨献珍准备给六零班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时，学员提出意见，要求领导结合主席的《实践论》，结合当前的政治斗争给大家讲一讲，杨献珍根本不予考虑。后来他的一位亲信劝他给学员做做样子讲一讲《实践论》，杨献珍生气地说：‘毛泽东的东西有什么值得讲的，你们不要怕，顶多是再把反对毛泽东的帽子给我戴上，我已经戴过一次了，再戴上也没有关系。从一九六二年整改小组会议上又多了一顶帽子：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反对林彪也成了反对林副主席了。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胡闹！’他这样在党校宣传这些东西，是要起分裂党的作用的。”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到他的随口而言，继续说：“列宁讲过，凡事可以分，他以原子为例。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以半，万世不竭。’这是真理。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万物总有发展的，是无限的。所以科学家一万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坂田仓一的那篇基本粒子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他引了列宁的话。哲学家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只是搞书本的哲学，这就决定他们没有多大的出息。我们总是要提出新东西，不然要我们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希望你们联系一下我们党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真正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
但是，康生敢说，除了他外，在场的没有更多的人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毛泽东讲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和精髓。
第十九章 又换对手
＇毛泽东善于利用人，他提出要出版《毛选》五卷，并且准备收人他早年写的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篇文章，其中就有严厉批判胡服的段落。消息传到北京，刘少奇感到了恐慌……＇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以到南方巡视为名，长期住在了杭州，实际上他是在修改准备要出版的他的《毛选》五卷。毛泽东说：“现在条件成熟了，我过去写的九篇文章，要收入到五卷里面去。”
一九六四年春，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央档案馆找到当年毛泽东驳斥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后，毛泽东高兴地对江青等人说：“我的这几篇文章估计是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写的，因为文章里没有提起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我所有的文章里最带有感情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四十年代初的九评吧！这几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要公开发表得做一些修改，否则不利于团结犯了错误的同志们。但是，这对现在一些至今不肯改悔的人来说，公开了也有好处。”
作为《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听到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后，心里一惊：在这个时候把毛泽东当年的九篇文章收入到选集里，等于把当年的历史全部公开了，这样的做法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他当然知道，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左右，针对王明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一系列文件，针锋相对地写了批判文章，解剖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原因和错误实质，用以教育全党，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的文章，针对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以中央名义制定的《关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制定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制定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制定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发出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制定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同年同月同日还发出了《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制定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点名道姓地批判了王明、洛甫、周恩来、胡服等人在各个时期的错误。其中“胡服”就是刘少奇在当年的化名。
文章写出来以后，他和任弼时最先看过了。他记得，当时文章的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任弼时建议他把题目改变一下，不要只是对准一两个人。于是，毛泽东把题目又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
刘少奇说：“当时中央的错误，我也有一定的责任，还是把范围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