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最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最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和愿望。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十八岁的毛泽东参加了起义的新军，体验到了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和作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他接触到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想和信念，造就了毛泽东决心改变中国社会的志向，使他放弃其它人生道路，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一九二零年秋天，他在长沙创建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并不满足把这样的小组作为一个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团体，仅仅靠清谈和讨论过日子，而是明确地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于是，他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认识到自己找到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决心为之而献身。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那时，他就对陈独秀等人的书生气和学究味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认为由这样的领导人来指挥中国的革命，很难成功。他洞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认识到中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后，充分感觉到建立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
一九二六年三月，针对蒋介石发动的逮捕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以后的形势，毛泽东竭力主张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力量以武力回击。同年五月起，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支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十一月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国共关系破裂的紧急时刻，他在七月四日武汉召集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上山造成革命军事势力基础，保存革命武装，应付突然事变”的主张。随后在十天后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即同彭公达接受中央关于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组织秋收起义的任务，前往长沙，担任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走向了从事领导武装的军事道路。
从毛泽东手里拥有军队的那天起，他就不是一个凭借书本打仗的教条主义者，他善于调查研究，分析具体情况，一切从现实出发，灵活地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家。在一九二八年的井冈山斗争中，他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在敌军的进剿和会剿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巩固自己。
他从敌人重重的包围中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出发，到一九三零年提出了发展工农武装割据，逐渐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才能使红军在战略上以弱胜强，战术上以多击少，完成由游击战为主到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经过了反覆的党内斗争和艰苦转战，毛泽东的路线和领导得到了全党的公认。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经常委，从组织上确立了他领导全军和全党的地位。
这时的毛泽东，无论在党内的政治斗争经验上，还是在同蒋介石较量的军事战略战术上，都已经积累了无可匹敌的丰富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崭新水平。他依靠党内多数，巧妙地利用共产国际的影响，依靠耐心的等待和容忍，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机智，成功地战胜了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王明制造夺权的种种障碍，通过理论上的整风和组织上的整顿，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且卓越地指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无论在任何复杂的烟云迷雾中，也不管是在多么艰难困苦的历史时刻，毛泽东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的斗争艺术和战略战术，就像一部严密的科学机器，总是有条不紊地、准确地运转着，直到最后的胜利。当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两党的决战已经展开，一位远见的政治观察家看到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后，马上预料：“毛泽东已经出神人化，掌握了通往当代政治、军事大门的所有钥匙，任何人都无法战胜他了！”
果然，在经过了三年的第三次国内战争后，毛泽东神话般地打垮了蒋介石号称八百万的军队，使蒋介石撤到了台湾岛上，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庄严地宣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样的一位伟人面前，谁又能是他的对手呢？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底，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为十大军事原则，后来他在和江青谈话的时候，明确地说：“我的十大军事原则也适合我们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斗争，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斗争，同样要讲究斗争艺术和斗争方法，要分清主要矛盾也就是主要敌人，然后把敌人进行分割，根据具体的形势和政治需要集中解决一两个对手，在斗争中注意团结绝大多数，这样才能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江青在实践中细心地观察着毛泽东的斗争技巧和斗争方法。
是的，无论是在文化斗争中，还是在同党内的各种毛泽东认为是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总是能够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和赞同。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从这一点上看，赫鲁晓夫是绝对地失败了。
毛泽东对江青还说：“军事上是有进有退的，没有大规模的后退和转移，就不能麻痹敌人而最后得到前进和进攻。在政治斗争中，许多的时候是需要忍耐和妥协，没有妥协不能争取群众，也不能得到多数的同情。只有看起来是让步和妥协，才能选择到最好的进攻时机。每次我们的后退和妥协，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检查，都是使我们的对手发疯的条件，让对手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们的弱点才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发起进攻了。”
这番话，毛泽东和江青断断续续地讲过许多次，但是这个女人往往到了胜利使她也处于得意忘形的时候，就把这些话忘到脑后了。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十年总结》，他一开始就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的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
这个总结言词简短，涵义深刻。他几乎是天衣无缝地反驳了彭德怀和赫鲁晓夫对他的批评和指责，恰到好处地证明了他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成果的。
提到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标和大跃进时，毛泽东写道：“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高指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了许多。一九五九年一月的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一些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比较低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议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的数，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如此总结，证明了毛泽东对那时的浮夸风，吹牛风，和不合实际与科学的瞎指挥并没有什么责任。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很清楚一旦承担了具体责任后的结果。不管对中国当时工业或农业经济上此起彼伏的问题怎样指示，但在宣称自己对错误的无辜和具体责任的推诱上是毫不迟缓的。他能够找到一批给他承担责任的人，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所以，他在总结的后半部锋芒一转，说：“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它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零年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性，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这样，毛泽东始终保持了一贯正确的导师形象。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主席：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的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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