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毛泽东在和一些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谈话时，不止一次地问：“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们怎么办？”这些风言传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彭真这些人的耳朵里时，他们认为毛泽东不过是泛泛而谈的笑话罢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和警惕。的确，生活中的毛泽东，在与身旁的人们交谈时，往往幽默风趣，不时地开些引人惊讶或大笑的玩笑。这也是刘少奇、彭真这些人对如此严峻的问题淡漠的一个原因。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前一个月，刘少奇根据一九六三年冬天到一九六四年春天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的经验，和他自己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亲自在湖南蹲点十八天的体会，在全国作了一个关于四清的讲话，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改草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搞的这个规定和王光美同志的经验，是对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前十条的补充和完善，那个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既不明确也不规范，有些方法已经过时了。按照那个办法，全国四清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是打了败仗的，都没有上了路，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四清没有搞好，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关键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经验，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文件。”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个文件，也有人向毛泽东报告了刘少奇的一些言论。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说：“我还是要作一些调查研究的，等我得出自己的结论后再说。反正事情放不坏。少奇同志不是要搞和平演变嘛，和平演变就要有一个过程，一个慢慢地树立他自己的威信，慢慢地贬低别人的过程。通过六、七年的当皇帝，他可能已经感觉到羽毛丰满，不那么甘心接受我这个婆婆的管理了，也要自力更生的嘛！那好，我可以给他腾位子！”
柯庆施听到毛泽东这个言论，急忙对他说：“主席，你可千万不能让步，刘少奇急于上台，快和赫鲁晓夫一样了。你要把位子腾给他，我们就都没有后路了。那个人可是喜爱搞团团伙伙的，一旦权在手，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
林彪也对毛泽东说：“如果毛主席把权力让出去，我这个党的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也就不干了！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干，没有多大的意思，还不如急流勇退！”
谢富治也对毛泽东说：“刘少奇同志搞的后十条里这样讲：‘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来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人，有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键在扎根子。’中央的文件上这样定，简直把我们的农村当作敌占区了。这样搞下去，等于农村需要第二次解放。”
毛泽东沉思地说：“我再作一些调查研究后再说。”
在历史的发展中，往往有些偶然的现象，会使问题的性质呈现出复杂的色彩。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强调了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政治挂帅的原则。他说：“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在这种条件下，“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毛泽东显然是在为全党树立一个在独特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榜样。
二月二十五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转发贵州省公安厅开展“十无运动”的报告，要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全国搞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杀人放火放毒等犯罪行为的“十无运动”，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单位变成“安全单位”，认为“就一个个基层单位来说，可以一年之内消灭阶级斗争。”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林彪说：“罗长子在吹牛！我就不相信这一套。如果没有阶级斗争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出即将开展的这个运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指示特别强调：“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要防止只片面地注意业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当时，黄永胜仔细研究了这个指示，认为后面的这段话是整个文件的灵魂。后来全年的工作中，所有的党组织都是以此为动力的。
就在这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三月七日的讲话里，劈头就说：“现在，我们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个人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总是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那时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他们有个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斯大林是很欣赏高岗这个人的，专门送给他一辆小汽车。高岗每年的“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电报祝贺，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所谓‘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总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那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岗饶漱石事件是八级地震。”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发出了破除迷信，敢于革命的号召。这次会议上，批判了所谓右倾分子搞“反冒进”的错误，指出那是“方针性的错误”。经过讨论，毛泽东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应该成为党的总路线，要求“苦干三年”改变面貌。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发言时，几次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邓小平说：“党内可以有不同意见，譬如对毛主席可否有不同意见呢？我们的回答是：可以！现在党内的不同意见实际上不过是方法之争嘛！”
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二日的讲话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回答：
“张奚若先生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贪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大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我们如果不迷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吃什么饭？我们的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是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陈其通等四人，除陈忻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的。当面不说，背后卿卿咕咕，这是不好的。应该是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是不行的。例如明朝的三大案件，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使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不得志。不敢讲话的人无非是：一怕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脸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真话。难道牺牲可以封往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该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
就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即三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陈伯达的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的，所以一出来，康生就在成都会议上说：“陈伯达的这个报告是高举革命红旗的，批判了文化思想领域里厚古薄今，轻视革命实践的资产阶级倾向，提倡哲学、社会科学的战斗性，号召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进行深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报告对文化教育界的革命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月二十七日，彭真在《关于整风运动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中说：“离开哪个个人不行？有那么多死人，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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