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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给杨、侯的指示还说“整风重点就是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主观上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整风不是强调斗争，动不动就讲斗争太使人紧张。故意的、人为的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似乎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懂得的。”
在和杨献珍谈话中，刘少奇还说：“一到资本主义国家，什么都能买到。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我们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地下工厂，要允许他们钻空子，当他们一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立即跟上去，你钻空子搞这一样，我们跟上去抢一部分，也搞这一样。他钻几十万样，我们也搞几十万样。这样经济就搞上去了。”
江青听到一些人汇报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谈话时，明确地对胡乔木、陈伯达等人说：“少奇同志的这些讲话完全与毛主席的精神相对抗，这样会把我们的整风运动引向歧途，引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旧路上去。”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会上就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他们意见。罗隆基说：“现在政府里的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有名无实，根本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种现象如果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双百方针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们建议共产党不应该再在国家机构里建立党的组织，这样下去究竟是谁领导谁？法律起什么作用？党组织在国家机关中的领导，岂不是第二政府了吗？应该建立一个政治设计院，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领导也应该轮流坐庄，不能让一党专政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毛泽东看到座谈会的简报后，微微笑道：“他们借帮助整风为名，对党肆意诬蔑、攻击，对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大肆吹捧，是要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制造舆论。这些秀才并不是安心作文章的，他们对参政很感兴趣。”
当时，李维汉等人对罗隆基等提的意见进行了鼓励。当座谈会上有人反对他们的观点时，李维汉立即制止道：“现在我们共产党内的整风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如果我们连这点雅量都没有，那就更谈不上领导全国人民了。我看，人家提到的我们的缺点，还不到百分之一。如果刚刚开始就沉不住气了，那么长期地贯彻双百方针就更是一句空话了。”
这次会议前、后，中央一些机构主办的《参考材料》和《情况汇报》，不断地刊登消息：“打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招牌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章罗联盟为核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对党的领导已经开展猖狂的全面进攻。他们的进攻得到了党内一小撮代理人的支持，猖狂一时。学校、机关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也纷起响应，大肆进行反党活动。他们已经提出了要让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说：‘建国后，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办一件好事，他们除了整人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共产党在国家一些机构的负责人连半点文化都没有，还要指挥文化战线上的事情，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有人说：‘出版界的领导人连简单的常识都没有，却要对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起什么审查领导作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五月，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会上提出了“党天下”的论断，他说：“刘少奇同志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这样说过：‘毛主席也可以反对，如果他错了，如有人比他强的话’。现在，我就是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也可以说就是要反对他们的一些主张。
他把他的发言稿交上去的时候，特别注明：“《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这个标题不要用，希望用我的原标题：在六月一日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工商界的知名人士章乃器、毕鸣歧、李康年等在会上发言，提出：“收买我们资本家的工厂和企业后所付出的定息必须保证二十年，给资本家的定息不是剥削。”同时，他们又说：“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没有区别，我们要求党和政府对资本家给予充分的信任、大胆的放手。不要动不动就提对资产阶级继续进行改造。这样搞怎么谈得上团结全国人民呢？”他们对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希望继续保持对这些企业控制，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说：“现在应该给我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要让民族资产阶级理直气壮地抬起头来！”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五月二十五日的闭幕式后，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贺龙、陆定一、薄一波、王稼祥、胡乔木等人的陪同下，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的草坪接见了全体代表。胡耀邦激动地说：“主席要给我们讲话了！”在一片“万岁”声中，毛泽东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这时候，胡耀邦再次激动地率领全体代表高呼口号：“我们一定听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胡耀邦承认：“这次会议的宣传，为在广大青年中开展反右的斗争奠定了一个厚实的基础。”
五月下旬，周扬等人也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在文教界动员知识分子给中共组织提意见，他在座谈会上说：
“我们一些共产党员平时总像特务一样，到处搜集知识分子的材料，打小报告。七、八年我们党提出来的思想改造是比严冬还厉害，直到今天才感到有些初春的味道了。要保持这样的气候。既然我们的领导同志都说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要靠知识吃饭。那么各级文化机构中的党的领导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到了考虑的时候了。这些年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要是内行，一定要科学家领导科学，美术家领导美术，音乐家领导音乐。”他还表示支持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办“同人刊物”的主张。
刘少奇在五月底的一份简报上批示：“在右派分子的鼓动下和支持下，文教界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很有可能要发生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党不应该允许他们再这样闹下去。”
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了各民主党派整风中发生的一些情况，他说：“现在，一些人对党关于整风中要采取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大为不满了，他们说这‘不足于平民愤，必须采取迅雷烈风，要用大民主来纠正共产党的错误，必须要搞大鸣大放’，这些人的用心是恶劣的……”
话没有说完，就被毛泽东打断了：“好啊！大鸣大放有什么不好？我看我们党中央就应该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让他们充分讲话。首先在一些机关、院校搞大字报，给我们提意见，提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我主张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开创一个大民主的模范，比西方国家享有更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这样一来，中国要搞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有了发言的机会，我们有了听取民主意见的场合，就可以减少那些歪门邪道的侵害。”
于是，在一些机关和学校，形形色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常委会议上继续通报情况，对毛泽东说：“现在一些人已经向党猖狂进攻了。他们污蔑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官僚、宗派，在中国无恶不作，为非作歹，屠杀人民，镇压进步，人民怨声载道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有些民主党派已经提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要杀共产党员了。有人提出：‘要把共产党人杀光。’民主党派有的负责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章伯钓提出要成立政治设计院，取代国务院；罗隆基提出要组织和成立‘平反委员会’，给肃反当中的冤案昭雪；储安平诬蔑党的领导是‘党天下’等等，要取消共产党的一党制。这些，显然已经过火了。再不纠正，我们就要走向一条比匈牙利事件还要危险的道路。”
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路是好的，但是要逐步地在中国实行，现在不行，现在再大民主我们就要完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会登台。”
毛泽东接受了这种意见。于五月十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他着重指出：“党内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修正主义。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缺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