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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当然知道毛泽东讲这番话有多大的份量。
不久，他批给江青一份材料，里面就有刘少奇的几段话：
一段是刘少奇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一个讲话里的：
“美国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主要的对手还是苏联，而不是我们中国。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不可调和，难道帝国主义就那么喜欢苏联？美苏在一些不关系到利益的问题上，可以作些妥协。就是在美国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渐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我们同苏联在世界上的分歧，主要是对帝国主义的命运的看法上，苏联认为帝国主义当前的统治是稳固的，赫鲁晓夫批评毛主席有一句话就是：‘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这句话，我一直在考虑，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在许多的观点上，我们都是可以探讨的，真理在谁手里，我们要看事实。”
另一段，是刘少奇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四日在他访问苏联时在一次讲话里的，他说：“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兄弟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上，同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这对世界人民是有益处的。苏联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争取普遍裁军、为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而提出的各项倡议，获得了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三天后，他在苏联的另一个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指出：“苏联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履行着兄弟般的相互援助合作的义务，积极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一贯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在国际事务中所实行的这些政策。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率领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作了新的有益的努力，来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揭露丑恶的殖民主义制度，苏联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提出的全面裁军、禁止核武器等建议，获得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中国人民要感谢赫鲁晓夫同志，因为他在第十五届联合国的大会上，坚决地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严正地驳斥了美国对于中国所作的无耻的诬蔑和诽谤！”
刘少奇在苏联访问期间，连续三次高呼“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万岁”等口号，这一切都被苏联领导人视为中共内部有隙可乘的理由。
从对外关系的策略上来考虑，刘少奇这样讲和做，当然有他一定的理由。但是，事关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许多的言论并没有向毛泽东打招呼，也没有在事后向他汇报。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他又想起了当年的日日夜夜……
周恩来有一句毛泽东很赞成的话：“一九五三年一月，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党内开展的斗争就是要不要服从中央的决定，要不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我们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一定要拿出党性来保证党的决议和总路线的完全实现。”
毛泽东对政治局常委说：“周恩来言行一致，他的革命历程是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周恩来崇高的品质所决定的，值得大家向他学习。”
二月，刘少奇指示周扬在文化部党组会上特意传达他的意见：“中央负责同志也要看戏看电影，既然看了，免不了要发表意见，意见一传出去，就造成紧张，怎么办呢？我看以后中央负责同志对文艺作品发表意见，只要不是见诸正式文件，都不要当成正式意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谁要是抓住领导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而以指示的形式下达，造成一定的后果就以你们论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逝世。
三月九日，毛泽东发表《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悼念斯大林。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和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这样说：“斯大林逝世后，他的理论和事业会不会继续坚持下去？我看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继续发展，另一种是被人抛弃。他的接班人生前没有树起威信来，这会影响今后。我们过去对他的话并不是全听，而是有选择地听。这才是好学生的做法，而王明那样的学生是不足称道的。你们说是不是呀？”
一九五三年三月到四月，中央举行财经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薄一波在税收工作中保护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毛泽东说：“薄一波的错误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是多年来坚持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的暴露。”在这次会议期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计委主任的高岗认为时机已到，联合饶漱石等人，明确地进行反对刘少奇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活动，提出：“中央的工作不能老是让刘少奇这些人来主持，除了毛主席外，其余的人都可以轮流主持中央和政务院的工作，轮流坐庄在目前的形势下是很好的办法。”他迫不及待地授意一些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让“毛泽东保重身体，多加休息，放手让可靠的中央领导同志来在第一线主持工作。”
毛泽东看了信，对江青、康生等人说：“让谁主持工作呢？大概是高岗这些人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高岗有这个资格，他是代表武装的一大代表嘛，我们这个中央也是他救了的，没有他那个陕北就没有今天的中央。高岗就是在一些场合这样来宣传他自己。我看，他的问题要比刘少奇严重的多，刘少奇犯了错误但是他愿意改正，高岗承认自己有错误吗？从来没有说过半次检讨的话。今天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有些话可以讲出来了。高岗和斯大林过去一直有着秘密的来往，我们中央的许多机密，斯大林一清二楚，我和斯大林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斯大林的判断那么准确，连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方案都清楚，哪里有这样的圣人？实际上就是高岗同志给他通风报信。现在斯大林逝世了，高岗还要给什么人通风报信？再通风报信就是阴谋活动了嘛！一个中国的共产党人，替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办事，合适吗？实际上他是有野心的，他想借助苏联的力量和我们讨价还价，一旦他认为时机到了就要闹事。所以，我不赞成高岗的做法。如果让我现在在他和刘少奇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刘少奇而不选择高岗，何况高岗还以要打倒周恩来等许多的人，那就是更不能允许的事情了。”
一九五三年四月，经刘少奇批准，杨献珍制定出办党校的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陈伯达首先反对，他对毛泽东说：“杨献珍同志的这个方针实质是抵制和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反对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泽东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全党的干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的教学方针。但是现在有人支持他，使这个错误的方针不但作为高级党校办校方针，而且被称为全国各级党校以至高等院校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针，如果不纠正后患无穷。”
毛泽东听取了刘少奇的解释后，说：“那就让他们试验一下吧，如果错了再改正也可以，谁也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正确。”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康生说：“这部选集里都是毛主席著作的精品，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任何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没有毛主席这样的军事天才和深厚的军事经验，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东西。以后的选集要精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起毛主席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的经验对亚非拉的武装斗争会更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这年的五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现阶段建设时期我们工会工作的任务是：生产、教育与生活。在工会中，你们不要过多地讲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斗争中的职责。工会就是要代表工人的利益来说话，要给大家谋福利，这样才能赢得工人的好感和支持。工会不要取代党委的职责，这些一定要区分清楚。这是我多年来从事工会工作的经验总结。”他还说：“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就是革命的最后目的。”
高岗看到这些报道后，对东北的工会组织说：“刘少奇的这一套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理论。你们不要听他的鬼话，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求得毛主席的支持。现在许多的问题没有毛主席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的是，毛主席对刘少奇并不满意，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右倾分子。你们心中有数就行了。”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教育工作发表讲话，他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领导的骨干问题。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不是改革师资和学生的来源。我们对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看重一些，要争取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