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林彪在和军队的一些人谈话时说：“这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毛主席的一些文章经过了修改，更加显得理论化了。如果你们现在掌握不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会在今后的行动中走错路。”
这年十月，刘少奇对周扬指示：“你们要把文艺团体完全按照正规的标准搞好，完全现代化。现在的文工团只会扭扭秧歌，打打腰鼓，这样下去是害了他们。文工团要整编，人员要大大削减，建立正式的剧团。现有的一些人才大部分让他们转业，不要这样混下去了。”周扬根据指示，建立了不少的艺术剧院。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他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在全国知识界全面展开思想改造运动，这是我们顺利地实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根本措施，要持久地开展下去。”
十一月，林彪在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再次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人民头等重要的任务，他说：“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如果我们的党不以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行动，不用毛泽东的理论指导我们的革命，我们要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的阻力是相当大的。”
这时，陈伯达把他写的《论毛泽东思想》和《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本书先后出版，陈伯达在书中热情歌颂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毛泽东思想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观点得到了江青的赞同。她对陈伯达说：“建国后，有人不那么提毛泽东思想了，这是一种倒退，危险的倒退。这个口号，你要想办法再次宣传起来。我很注意这个事情。”
十一月四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学习座谈会上，说：“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要有独立的头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或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东西，毛主席又没有去过西方国家，除了苏联外哪里也没有去过。我们这些人对外国的历史不懂，科学知识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就有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基本的知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就相当困难。这一点，我们不会苛求你们的。”
他在这次谈话里，再次宣传：“我们就是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我反对现在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那是很久远的事情。我们这一代考虑不考虑还说不定。”
但是，就在刘少奇讲话不久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提议下，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是毛泽东委托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他作了许多口头和亲笔的修改。《决议》草案指出：“在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必须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此运动中，全党要严厉地批判在农业互助合作方面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真正保护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熟悉中央最高层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着刘少奇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把刘少奇当作是一个什么可以威胁自己实行正确路线的隐患。他看不起刘少奇，认为他的右倾毫不足虑，只要自己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刘少奇这些人就都会双手赞成，改弦更张的。
第四章 欲擒故纵
＇毛泽东说：“你们看中央有没有人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局里有没有？你们认为没有，我看有，而且大有人在！”于是，他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这，不失为一个聪明的政治家的为政之道。＇
毛泽东一生的反反覆覆，创造了不少的奇迹。他是一个敢于提出奇迹并且创造了奇迹的人。他亲手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希望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使中国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手工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快马加鞭地开展了农村合作化运动，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们都认为短短的几年就要进人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个美好时代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那股兴奋实在是难以言表的，但是还是大大地言表了。紧接着，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号召，雄心勃勃地计划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生产已经高度现代化的英国。
一连串的事件使神话终于露出了破绽。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国际上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关系的恶化，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如果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强人，没有毛泽东几十年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经验和基础，没有毛泽东所采取的一系列灵活机动的策略和政策，任何领导人都很难渡过那样的危机和灾难。就是在那样的困难时局，毛泽东对他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他认为，丝毫不是自己的指挥和领导出了差错，而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捣乱和破坏，是有人搞资本主义而没有按照他的正确路线而导致了失败的结果。他依然不懈地倡导和坚持他最初提出的路线，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拿出邓子恢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给他的信和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邓子恢写的《关于龙岩调查的报告》和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写的《关于龙胜县的包产到户问题的报告》等文件，对陈伯达说：“你这个秀才可以好好地看看，这些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对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很感兴趣，而对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没有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一场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需要探索，需要有勇气，有胆略。而走资本主义可以照搬和不费力气。人人都可以懂得的东西，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
陈伯达说：“邓子恢的问题可以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中认真地解决一下。”
毛泽东站了起来，呷了一口茶水，慢慢地说：“如果我们党内只有一个邓子恢倒好了，批判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的老夫子呀，问题可是不那么简单。比他大的官都对资本主义那一套感兴趣。他们都不想好好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应该放在党内，要好好地解决一下党内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下，陈伯达才感到了问题并不像他所考虑的那么简单，而要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回到家里，他看到毛泽东在邓子恢的信的若干段落上划了红杠杠，这些话是：
“……前年我部代中央起草的指示，把自留地扩大到百分之十，则是太多了。现在仍按原高级社章程规定的百分之五是恰当的。全国现有耕地十六亿亩，按百分之五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八千万亩。花这八千万亩地，可以解决五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五亿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多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近半年来，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中心关键，固然是由于粮食紧张、生产不足，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所致，但与农民进城抢购副食品及城市人员买副食品寄回农村供应其家属也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由他自己支配，加上供给制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根大作用。因此，我主张自留地问题，中央不再改变，也不必再发通知。”
这就是邓子恢这封信的主要内容。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当年是批准了他的主张的。这一回，对邓子恢来说，是不是要和他算一次总账呢？他有点吃不准了。
陈伯达又翻阅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认真地看了起来。是的，那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全会的公报上有这样一大段话：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党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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