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以使自己那个伟大的理想得以实现，对于这样的人，不，这条狗，我们除了竖起中指，就是再配一句解说词：操你妈。
学生军们从未上过战场，连军官都是黄埔军校北方分校的学生，刚刚领到枪几个小时，重武器只有捷克造机枪，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大砍刀，而他们面对的是拥有飞机、大炮和骑兵的、齐装满员的二十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拼，学生们以10：1的战损比和全部阵亡的代价，只是将阵地的失守延迟了几个小时。因为无一生还，关于他们最后关头的表现，全部来自日军方面。
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作节目时，有一个百岁高龄的日本老兵清晰地回忆；“从没有遇到这样顽强的中国军人”。
所有日军高级将领回忆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在飞机的狂轰滥炸，大炮坦克的冲击，骑兵的砍杀后，依然保存住了有生力量，当日军进攻时，他们会从尸体里突然冒起，冲进敌阵，与敌贴身肉搏。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已经永远不得而知了。
一手挑起“七七事变”的日军急先锋一木清直，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对29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他们 “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
亲赴前线指挥的日军20师团师长川岸文三郎说；“这是一群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军人”。
一位日本老兵山下弘一对中国记者方军说：“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们的结局了”。
这群学生是不是很傻，当时中国总共才有多少大学生啊，几个小时里900多人就命丧沙场，你们的命不能这么不值钱啊，你们如果退出战斗，在以后的抗战中将会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啊，可你们却只拼掉了百十来个鬼子，这值吗？
我要大声的说：值！！！！！！
如果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去计算值与不值，那中国的希望又在哪里？滚烫的鲜血泉涌、鲜活的生命逝去，唤回的是萎靡太久的激情，唤回的是沉睡多年的血性。
在学兵团阵地失守的时候，南苑已陷入日军的围剿之中，战斗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被日机轰炸击中阵亡。
加入南苑战斗的还有一支部队，就是本来驻守河间的132师，师长赵登禹。事变爆发后，他们奉命驰援北京，在南苑与佟麟阁汇合并被任命为南苑总指挥，此时他的主力尚在涿州，自己身边只有一个团。赵登禹，身高近一米九，从小练武，是从一个不拿饷的副兵一步步打上来的，长城抗战时，他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亲率大刀队与敌肉搏，凶悍异常。在南苑的战斗中，已经39岁且身为总指挥的赵将军再次抡刀上阵，与日寇展开白刃格斗。然而，喜峰口的胜利没能在南苑复制，29军败退大红门时，赵登禹将军阵亡。
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市中心的两条路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旋即失守。国民政府给宋哲元下达了撤退命令，以劣势装备与敌周旋22天的29军撤出北平。张自忠奉命留守北平，代理北平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在29军撤出平津后，大街小巷到处张贴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告示，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一时间舆论大哗，想当初就是你跑的日本跟人家说什么中日亲善，七七事变，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却还在那主和？现在可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告示了，这要不算汉奸，那这世上就没有汉奸了，在媒体的口诛笔伐中，张自忠已经变成了“张逆自忠”。如果张自忠真的和潘毓桂那个混蛋是一路货色，也许过的倒还滋润，可偏偏张自忠是一个有着极强自尊心和荣誉感的汉子，这样被全国人民骂，让张自忠郁闷难平，从此萌发以死明志之心。
29军的英勇表现感动和激励了全国人民，在上海，一个叫麦新的23岁的小职员，热血沸腾，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粗犷的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后改为“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下一节：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将为大家讲述淞沪战役。
第三十八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的闲院宫载人亲王，在回答裕仁天皇“如果苏联同中国联手夹攻日本怎么办”的问题时说：不用担心，解决中国只需两三个月。这就是“三个月灭亡中国”之说的由来。要我看，日本“三月亡华”之说不过是理性分析后得出的理性结论，根本算不得什么疯狂的叫嚣。毕竟只二十来天，10万坚贞勇猛的29军将士就被不足4万的日军杀败，还付出佟、赵二将殒命沙场的惨烈代价。
当时中国陆军有170万人，与日本相当（日本陆军38万人， 万预备役73。8万和后备役87。9万），但训练水平极低，不要说和日本人比射击精度，就是和人家拼刺刀，咱们还得几个拼人家一个。而且派系林立，很难让人相信他们会协力抗敌。武器装备上，中央军比日本略差，地方部队与日军相比则相差悬殊，你想啊，咱们还有大刀队呢。中国海军几乎可忽略不计，中国飞机数量与日本比是1：9。这只是军事上的差距，而在整体国力上，日本不仅拥有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其军事工业相当发达，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而我们的飞机、坦克基本是打一个少一个，根本无从补充，机枪、步枪、手榴弹的生产能力也极为有限，子弹的供给根本无法满足战场消耗。
可就在这样的劣势下，在华北兵败后没几天的时候，也就是1937年的8月10日前后，中国方面调动大军冲入上海，最先进入的是中央军的王牌部队，王敬久的87师和孙元良的88师，接着是当年“铁军”军长张发奎率领的56、57师和张治中挂帅的第九集团军，13日中日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
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中国军队不得跨越昆山以东，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中国突然派精锐之师入沪，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的举动，要知道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对日本从来没有主动出击过，你噼里啪啦抽我一顿嘴巴，我如果能啐你一口，全国人民都得跟着激动半年，这次是怎么回事呢？
前面讲“七七事变”的时候，有心人一定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不断电促宋哲元抗战，可却一兵一卒都没派，任由孤军奋战的29军最终败北。那么蒋介石在干什么呢？难道他是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29军？要我看这种猜测没有根据，因为在7月下旬，也就是29军开始全面抗击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要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
放着华北之敌不去抗击，却在繁华的大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这是为何呢？蒋介石次子，军事教育家、战略家蒋纬国给出了这样的分析：“假定华北这许多空间丢掉，对而后的作战不起一个战略性的影响，那可以忍耐，拿这段时间来争取我们改善国军建军备战，但是如果让他从北一直向南打下来，主力顺着平汉路、有力之一部顺着津浦路，这样下来，那么国军便被逼到东南沿海，（那么）就被包围而歼灭了，这仗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是如何让日军的主力把从北向南的打法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样子的空间换取的时间才起作用，那么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引起另外一个作战……”。
蒋纬国的讲述难免有抬高乃父之嫌，因为这套对日战略构想的提出另有其人，蒋委员长的作用是将这一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施。
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人叫蒋百里，此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和蔡锷是同班同学，后又留学德国，此人从无带兵打仗的显赫战绩，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却是中国近代军史无论如何不能避开的人物，他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大家都知道黄埔军校，可对这两所学校可能不太熟悉，我这么解释一下吧，黄埔军校的许多教官包括校长蒋介石都出身于保定军校，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那些个学生，只能从排长干起，而到陆大学习的都得是团长以上。这么解释，大家就知道蒋百里的地位了吧。
蒋百里一生从事对日军事战略研究，其诸多观点最后都被用在了抗战之中，其理论主要有三点，
一是持久抗战，“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二是全面抗战，“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如果让他占据一个地方稳固一个地方，那么我国将被蚕食掉，但如果我们发动全面抗战，日本国土狭小、物产不丰，那么他将无力在大纵深对我进行持久攻击。因此，不打是不打，要打，就要尽可能将战线拉长。
三是大纵深防御作战，他主张国防线划分应按照“三阳线”（洛阳、襄阳、衡阳）为准。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