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中共的围剿，内争全面停息，何应钦等对共强硬派被解职或公派出洋，自民国开国以来，国家首次实现了各政治派别的全面和解，哪怕这种和解只是表面的，对于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也是极其难能可贵。
这种难能可贵的和解，虽然出自西安事变的偶然，但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毕竟全民族的和解并不只是国共停战这么简单。日本人对中国领土的窥觑由来已久，就在国共打的不可开交之时，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还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广大军人的共识，那么“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至于很多人分析，如果张杨不鲁莽行事，也许中央政府可以在日军大肆侵华前夕，肃清“共匪”，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抵抗侵略。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事，不是说国民政府没有成功的可能，而是说没有成功的把握，起码谁也没有把握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成功。要知道参加过长征的这些红军指战员，经受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过硬的军事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国民政府也许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杀伤其90％以上的兵员，但却谁也不敢奢望剩下的一成人马会放弃抵抗。李自成曾经被打的只剩18骑，但最后，好端端一个大明江山还是断送在了李闯和清兵的合力绞杀之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谁又敢保证明亡的历史不会在中国重演呢？
所以，我抛开党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看西安事变，我认为——来的正是时候。
参加“长城抗战”的有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和中央军多支武装力量，装备最差的应该算是宋哲元的29军了，这支部队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该部队划归张学良的领导，被编为29军。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人手一口中式砍刀，在世界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只身背大刀作战的部队，显的是那么的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原始的武器，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一时传为佳话。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宋哲元极其手下佟麟阁、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名扬天下。
当然，即使中国军人表现的十分英勇，但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1933年的事，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1935年7月6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答应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所提出的所有条件——“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承诺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至此中国中央军必须撤出华北，日本人可以合法的在平津驻扎。
那么何应钦为什么如此没有骨气呢？我想这事怪不得个人，逞匹夫之勇谁都会，他何应钦就是不签字，日本人也不能把他怎么着，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喊句口号也不会伤到自己，毕竟不是他亲自上战场和敌人拼刺刀，后面我们还会提到汪精卫，大家也不要简单的把他想象成一个胆小鼠辈，这些人的身份地位保证了他们很难有性命之忧的，他们不是咱们普通人，所以我们不妨站在他们角度考虑问题，何梅开始谈判的5月29日，红一方面军刚刚突破了大渡河防线，谈判过程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军开始混合编队北进时，《何梅协定》出炉，蒋介石正在积极的“攘外必先安内”，自然不能南北两线作战，最终选择了对日妥协。
那么谁陪着日本人一起驻守平津比较合适呢？日本人说，就29军吧。自北伐胜利后，北京政府被取消，捎带连名字也变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你这地方就别叫京了，改叫北平吧。为什么选中29军呢，一是这支部队好对付，都什么年代了，还抡大刀片呢，虽然说喜峰口让你占了点便宜，但那只是偶然而已，不信你再拿大刀片砍我一次试试。二是这支部队十三不靠，要说他是正统的西北军，可现在西北军都散摊子了，后来吧划归张学良管，现在张学良也找不着了，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日本人觉得让他在平津呆着，心里比较有底。
之后，日本人不遗余力的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其实就是在扶持了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再进一步分裂分化中国，司马昭之心而已。在日本人变本加利、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动摇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宋哲元的作为，令日本人非常的愤怒，让你们自治你们还不干，惹急了，我直接把你们纳入大日本帝国版图。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爆发了“二二六军人政变”，在镇压政变的过程中，日本陆军部获得了无上的权力，实现了军人独裁，并实施法西斯主义，而中国政府、中国军队无以复加的软弱表现给了狂热的日本军人无限的遐想，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军事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自中央军撤出平津后，整个华北地区除了亲日的汉奸武装，实际上就剩下了29军，在征得中央政府同意后，宋哲元开始大肆扩军，此时已经拥兵10万之众，在中央政府的资助下，其武器装备也有了一定改善，当然，标志性的大砍刀依然是人手一把，且斗志高昂，宋哲元看着如此众多的部队，胆气自然也壮了许多，遂针锋相对，举行二十九军大演习。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29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双方这次的军事调动，明显是演习为辅，示威为主。
进入到37年后，剑拔弩张的局面突然缓和了下来，这种缓和当然是日本人的主动为之，中国哪有主动的资格啊。先是林铣内阁上台，宣称不尚武政策，再就是经济代表团频繁访华，号称要进行经济合作，日本华北驻屯军还主动和29军改善关系，送了29军十几门山炮，并且盛情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访日，宋哲元心说话，你们少来这套，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才不去呢，被国人骂成汉奸，我到哪说理去。可人家日本人破天荒的陪了笑脸，咱们这边一直绷着也不像话，就派张自忠率领代表团去了趟日本。
就在这表面祥和的气氛掩护下，日本已将大量关东军调入关内，平津间的日本驻军数量达到了三四万人。从四月下旬开始，日军频繁的进行各种军事演练，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
自中日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对中国军队向来是以少胜多、从无败绩，而驻守华北的宋哲元，一贯的唯唯诺诺、委曲求全，以至于29军以演习对演习的强硬的表现，让日本人很不适应、非常气愤，从而放弃了策反宋哲元的策略，转而进行军事决战的准备。
中日在平津一线对峙了两年的时间，摩擦不断，但最后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宋哲元错误的把日本人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战争准备，误认为是之前的故伎重演，不过是想再沾点好处而已，加上日本人之前的友好表现，让宋哲元更加的放松了警惕，自信区区三万日本驻屯军不敢对自己的10万大军下手，正好最近身体不太好，也懒的搭理日本人了，把工作交给副军长佟麟阁，于37年5月回老家山东乐陵养病去了。
佟麟阁，时年45岁，性格刚毅，为人内敛，华北地区是军政一体的，因宋哲元要更多的负责政务，主抓军事的佟麟阁就成为29军实际的军事主官。和中央军军官多为军校科班出身不同，西北军军官基本都是靠打仗勇敢而获得升迁，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像佟麟阁这样识文断字、能写会说的在西北军中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当时29军军部设在北平南苑，这里驻扎有29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和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共5000余人。佟麟阁曾对部下说过：“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土卒行，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进入7月，面对日本人越来越频繁的演习，佟麟阁已经隐隐感觉到危险的临近，令官兵提高警惕的同时，自己也不再回家。
1937年7月7日晚上7点半，日军在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进行军事演习，这么折腾到了22点40分，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接着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下，来到中国驻守的宛平城下，要求进城搜查，理由是：刚才我们听到枪声，急忙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在你们城中。这不扯淡吗？日军的标准中队不过是180人，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加强连，就这么点人，在一个连长的带领下，无凭无据、深更半夜、就荷枪实弹的要求进城，哪有这么欺负人的。当时的宛平守军是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叫吉星文，当即决绝了对这无理兼无耻的挑衅。
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意思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得进，你不让我进城我还得进，你们看着办吧。就在交涉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日军已对宛平城实现了包围，可随时发起攻击。另一件，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小子是个新兵，道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去拉了泡屎，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此时的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最后通牒也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放，重要的是，你中国军队竟然敢跟我来横的，还反了你了，必须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8日凌晨，日军 3大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