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攻陷的大汉奸涂抹成民族英雄，这是纯粹的颠倒黑白。
所以说，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侵略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着的政治口号。
如果您不同意我上述的历史观，那就不用往下看了，因为我后面会讲到很多很多的抗日英雄，如果以现在那帮弱智历史学家的观点，薛岳还打什么长沙会战，直接投降，然后率领虎狼之师一举攻克重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后，也许也可以拍一部《薛岳大将军》的电视剧在黄金时间播出，岂不扯淡。
至于“等贵贱”，与人本思想，与人权思想相符合，与资产阶级革命“人生而平等”的观点相符合，是及其积极的，是我们大家至今还在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均贫富”则有其历史局限，这一点，待咱们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时，会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
言归正传，接着说我们的孙先生，从这之后，孙中山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游历列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的同时，也在逐渐完善自己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已经不再是给李中堂写毕业论文时候的毛头小伙子了。
及至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的地位日隆，此时的他及他的战友们已经不满足于零敲碎打的宣传革命了，他们准备主动的向保守的立宪派，也就是保皇派发起论战，《民报》于是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他们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这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三民主义”，这次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洋洋洒洒的“毕业论文”已经是天壤之别。
清末的革命党与历次农民起义不同，晚清的革命党不是官逼民反的下层群众，正相反，他们是一群衣食无忧，且大都有过留洋经历前景看好的年轻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更多的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辉，记住这些人物吧，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陈天华、黄侃，他们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他们那时都很年轻，不知是清末的摄影技术高，还是这些革命家真的都具备了偶像明星的气质，一个个文弱清秀中又透着勃勃英气，单看照片，你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一群坚定的暴力革命的信仰者、鼓吹者，更不能把他们和心狠手辣的暗杀活动联系起来。
可是，无数次的实践证明，一群精英组成的团体，也许是最没有效率的团体，没有强势领导的一群精英组成的团体则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团体，很遗憾，在这一群自视甚高，也确实十分有才的愤青之中，孙中山确实还没有让所有人心悦诚服的资本，而未经众议，私自收受日本政府的资助离开日本，则导致了成立不足两年的中国同盟会分裂。
不过分分合合在晚清革命党当中确属常见，于是孙中山没有气馁，似乎所有人都没有气馁，大家在折腾中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之后几年，革命党最主要的成绩就是组织了无数次失败的武装起义。
第七章 连载完，将原来的章节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改为“爱国愤青孙中山”，原因是写起来，东西越写越多，本来准备描述的革命党的牺牲只能往后了。
第八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本已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的温和的立宪派重新找到了突破口，立宪派著名领导人，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梁启超先生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指出，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一次次起义，这些革命家们都躲的很远，幕后操纵，很少有人到前线去厮杀，出了事转身就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维新派中的“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这绝对是授人以柄的。
而在此之前的1907年，竟然出现了上节咱们提到的同盟会一把手孙中山私收资助案，以这件事是这样的，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反清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孙中山收到了日本友人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的赠款，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集，因此孙得到的这些费用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下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时任主编章太炎急了，直指孙中山贪污，并领着自己的一拨人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自己没有多花一分钱。但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以前财务制度不明晰，此时出来辟谣，不管真假，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就此竟然四分五裂。
面对革命党声誉的每况愈下，一个时年27岁的年轻人勇敢的站了出来，
“我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世人看看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三大支部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曾任《民报》主编的汪兆铭，因其发表文章时笔名精卫，后人多以汪精卫称之，在同盟会分裂后，他一直追随孙中山到了南洋。
孙中山一听就急了，说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呢，汪的朋友胡汉民更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这也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组织只好同意。
于是汪精卫开始找寻合作者，他先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吞吞吐吐的说完，黄就大笑起来，直说无妨，我和你一起去北京。看到黄复生如此豪爽，汪精卫也就直截了当起来：此次北京行刺，成功是死，不成功也是死，断无生还之理。黄回道：黄某参加革命，何曾畏惧过生死。
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喻培伦，喻和黄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
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娇小的女子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子说，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
汪精卫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子叫陈璧君，马来西亚巨富之女，家住马来西亚槟城，17岁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此女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是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公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说理透彻，文风犀利，颇得这小女子仰慕，于是在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的引荐下，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心中的大才子汪精卫，一见之下，不禁心惊，人常说郎才女貌，可眼前这位汪大才子不仅有才，而且年轻，不仅年轻而且英俊，这下可了不得，陈大小姐一下就相中了眼前这个儒雅的男子。
这里要插一句，后来的民国四大美男虽然有多个版本，但几乎每一个版本的第一名都是这个汪精卫，也就是说，此人是公认的民国第一美男。
这陈小姐的性格可是敢恨敢爱，拿起笔来就给汪美男写了一封求爱信，然而却遭到了汪的拒绝，哪和哪啊，刚认识就求爱。其实汪倒不是对陈有什么成见，他对谁都是一样，理由是：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因此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那可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了。
陈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做事十分麻利，又有钱，又豪爽，经常请这帮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钱都捐给同盟会，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在这过程中，陈碧君更深的了解了汪精卫，这个人不嫖不赌不酗酒，真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
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去开始一段有去无回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真情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小组，陪伴自己最后的旅程。这时，有人半开玩笑的对陈璧君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
之后，几个人于1909年初潜回北京，在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的他们也不在意，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
2月底，机会来了，摄政王载沣的俩弟弟，咱们前面讲过的，陆军贵胄大PARTY的毕业生，已经是国家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
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人家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这炸弹就扔不出去了，只好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来。
有人说这俩大人物是在作秀，其实作秀成为习惯有什么不好，时时刻刻都想着作秀，总比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强，你看人家保了条命不是。
几个人并不气馁，他们打听到摄政王载沣每日上班都会路过银锭桥，就在这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