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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已经在通往红二、六军团的路上集结了20万重兵，于是红军被迫放弃原来的行军计划，改道进入贵州，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算是一个前敌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了与红一方面军在一起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中革军委领导和所有高级将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率先向博古发难，指出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是错误的，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之败都是以博古为首的军事最高当局错误所致，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中共三大常委之一的张闻天力荐毛泽东重新出山，而以彭德怀、林彪为首的一线将领也要求毛泽东来主持军事工作，最后大会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总负责，博古、李德下台。毛泽东协助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
原来的“三人团”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且遵义会议明确了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工作，因此看起来周恩来成为了军事最高领导人，但周恩来很清楚中央红军的沿格，知道毛泽东在这支部队沿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知道毛泽东在这支部队中的威望，因此聪明的周恩来很快就主动的和毛泽东调换了角色，成为了毛泽东的助手。而掌握了军权的毛泽东很快又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从此再未真正交出过权力，直到1976年逝世。
从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到被迫长征这部分的历史主要来自当事人的口述，因为文字史料本来就少，而且不多的史料也在漫长且凶险的长征途中散失了。而绝大多数口述历史的人都是党内斗争中胜利的一派，1973年出版的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可算是失败一派唯一的声音，有趣的是很多事情，事实部分大家没有分歧，但评述却大相径庭。
关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问题，李德认为，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也不懂外语，因此毛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长征之前）仅限于为数甚少的中译本，而这些中译本本身也有很多错误，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极其片面、肤浅甚至错误。比如马克思主义说的无产阶级指的是产业工人，所谓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意思是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而毛泽东将其曲解了，把大量落后的农民也算做了领导阶级，而红军更是农民武装，这就注定了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缺乏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而胜利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也并非完美的，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和完善，而毛泽东就是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上面这个问题，依我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是认可后者的，毕竟毛最后获胜了嘛，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不完善的地方。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似乎让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恐怕不单纯是完善的问题了。
但还有些事则在事实部分都截然相反，让人感觉历史真的很会开玩笑。
关于土地革命过火的问题，胜利者认为是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左”倾错误所致，而毛泽东在极力的纠偏。李德却认为“毛由于过去的，特别是对富农和中农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由于土地政策和恐怖统治而受到严厉批评”。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胜利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所致，如果坚持前四次的打法，诱敌深入，则不会出现如此惨痛的局面。李德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办法，“但是面对敌人的‘堡垒政策’，该如何实现运动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回答……”，敌人只要不放弃“堡垒政策”我们就无法诱敌深入，而事实上“最近三个月的经验证明，敌人连做梦都没有想过要这样做”，“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点我相信李德说的，原因咱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面对国军坚定的“堡垒政策”，诱敌深入无异于痴人说梦。
关于战略转移（长征），李德说是他多次提出不能再打了，要转移，而毛泽东阻拦，认为还是有机会在苏区打败敌人的，以至于失去了最好的转移时机。关于这一点，胜利者语焉不详。但我认为李德在推卸责任，因为连他自己也说，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是没有权力的，那么他即使发表了意见，采纳与否的权力并不在他，责任就更合他无关。
关于“叫花子搬家”的问题，胜利者说是博古他们的错误所致，李德说是周恩来安排的。这点上我看应该算是一致的，因为所谓“博古他们”，就是指“三人团”，只不过后来周恩来成为了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终身的助手，这个责任就交给博古扛吧。
关于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的联合，也就是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或阳谋），胜利者说是在长征甚至是在湘江之战后，几个人才达成的一致，而李德认为，他们三个在长征之前，就开始相互串通了，目的就是分裂党。
关于毛的人品，胜利者用最美好的词汇进行了褒扬，而李德则咬牙切齿的说道“凭空捏造、污蔑诽谤是毛主义阴谋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其荒谬程度真是无以复加”。
当然，双方在说法上，还是有共同认可的内容的，而且我认为这个共识对我们今后要讲的故事很重要——毛泽东在军内威望很高，那些将领们愿意听他的。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的毛委员还只是一界面容清秀和思想激进的书生，如果不是卢德铭，也许他根本没有能力把那支农民起义军带到井冈山。
当初接他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已经被红军杀了，罪名是“土匪”，好像大家上山之前不知道他们是“土匪”似的；
当初站在袁文才身后的俊俏女子贺子珍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毛泽东再婚后两年，杨开慧被捕并被害，临死前说“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一些毛泽东的忠实拥趸对此给予了解释，说是因为当时讯息不通，毛因为没有杨的消息，以为杨已经去世了，所以才娶的贺子珍。从秋收起义和杨开慧分别，到和贺子珍再婚才一年的时间，是不是快了点啊。杨开慧1930年11月14日被害，我地下党组织在31年春节（2月17日）前就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并将他们进行了安置，看来即使讯息不通，也不应这么快放弃希望的。
对于毛泽东，最重要的经历是这么多次真杀实砍的战争，使他从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长为一个具备一定战略思维能力的出色的指挥员，并因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至于李德的“阴谋”论，我是不敢苟同的，毛泽东这次成为中共的最高军事领袖和政治的负责人，确确实实是一次民主的结果，大家看，先有之前“担架上的阴谋”，可以看做是毛泽东在竞选拉票，再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的辩论，类似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接着由参会代表共同决议，参会代表也具有普遍代表性，足可以代表眼前这三万多人了。整个过程没有人独裁和专制，也没有强势人物的暗示与威胁，这是中共第一次以民主的方式产生自己的领导人。
8年了，如今的毛泽东满面尘灰、衣衫褴褛，俊雅不再，可他与手下意志消沉的一众败兵不同，依然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因为他是一个胜利者，在失意两年后，他终于再次走到了前台，这群败兵需要一个人带领他们走出彷徨，而毛泽东也非常乐于出任这个角色。当然，一下拥有了一个意气风发的主帅，一个令自己信任的主帅，还是非常有利于调动士气的，相比于马克思著作背的很熟的博古，没读过也读不懂马克思原著的毛泽东显然更符合实际，毕竟现在的红军更类似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军，要把这支处于危难的农民起义军带出困境，熟读《三国》和《水浒》远比读马克思要有用。
重新掌权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可以简单到五个字——打不过就跑，国民政府的说法更贴切，称之为“流窜”。不要小瞧了“流窜”，他的特点一是飘忽不定，很多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围追堵截的人就更加无法预料；二是净往人迹罕至的偏远落后地区走，净往那没路的地方走，给追击者增加了很多困难；三是困兽犹斗，以一当百，四是船小好调头，灵活机动。当然，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三国》不是白看的，红军毕竟是红军，这些高级将领也是要文凭有文凭，要水平有水平，且身经百战。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和爬雪山，这些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我想不必多言了。只是对官方“飞夺泸定桥”的描写心内存疑，如果敌人真的是机枪和炮连各一连防守，那么我23勇士是用什么方法从拆去桥板的铁链子上跨过103米的大渡河呢？而川军军官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四人合着的《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中所描述的情况是，经过一天的隔河激战，守卫泸定的川军就撤了（说是川军厌战），等第二天飞夺泸定桥时，守军只有一个班，当然这样的故事戏剧性太差了，所以后来拍电视电影的时候普遍没有采纳这个说法。但我想在当时条件下，编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无可厚非，况且就是空手从湍急的大河上爬过这一百米的铁链子也可称为勇士了。
22勇士攀铁链子这段也许会有戏说的成分，但“飞夺泸定桥”对于中共对于红军的重要性却是实实在在的。大渡河水流湍急，绝非平和的湘江可比，红军要想过江，只能选择安顺场，因为这个地方相对平缓，可使船渡江，当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一军团一师一营按计划到达安顺场时，只找到了一艘船，到了对岸也没找到船，这一艘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