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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45。1％的议席，宋教仁的努力又很书生，以为藉此力量自己就可以实现组阁梦想。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携大选胜利之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一行前往沪宁火车站，准备等车北上，还有很多当选议员也一同出发去北京。
在进站口，一声枪响，宋教仁痛苦倒地，他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他先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算是其政治遗嘱：“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接着，向于右任口授了几个请求，算是个人遗嘱：“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黄兴）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一个垂死之人，忍受痛苦的同时，没有去想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热爱的国家、人民和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不得一，但他依然对自己民主救国的信仰矢志不渝，并寄望于大总统袁世凯和他的同志们在宪政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这之前，宋教仁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有激情爱国青年，但隐隐感觉到此人不够扎实，不够沉稳，过于外露而缺少城府，总而言之，我只是认为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春游联欢会什么的，最多是组织大家上街游行撒个传单，绝对不认为他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最后几十个小时中，他却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坚韧、睿智和一心为公，这样的人即使有各种各样的不足，我都要投上他一票，我们国家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
宋教仁之死，振动朝野，破案速度很是神速，三日后，同盟会会员、青帮人物应桂馨和杀手武士英相继落网，应桂馨家中发现了大量其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以及通过洪述祖与内务部总长赵秉钧（此时代理内阁总理）的电报，证明赵有“毁宋”之意。武士英被捕后，先供认是应买凶杀宋，一周后又当庭翻供说，和应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北京政府除害的目的，刺杀宋教仁。再之后，武士英在狱中突然死亡，应桂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脱，最后在前往天津的火车上被人乱刀砍死，一个月后，赵秉钧病故，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幕后主使从此成迷。
后人有三种猜测：
1。孙中山为幕后主使，理由是应桂馨是同盟会的人，和陈其美过从甚密，且后来孙借此成为了国民党真正的领导人，且以此为理由发动了针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很多漏洞：一、同盟会人数众多，出一两个叛徒本不足为奇，何况应还是帮会人物，也就是黑社会，这样的人的道德品行本就不值得信任。二、孙中山本就是国民党的名义领导人，只是醉心他的大铁路事业，而淡出政坛而已，根本没必要实施暗杀。三、二次革命本就是头脑发热之举，孙中山断然不会用先杀自己人的方法去制造一个挑战强敌的借口。
2。袁世凯幕后主使，洪述祖、应桂馨有电报往来，其中有“毁宋”字样，洪述祖是赵秉钧手下，赵秉钧是袁世凯心腹，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因此应桂馨有杀人嫌疑而袁世凯有杀人动机，二者人托人的关系，将最终的幕后主使指向了袁世凯，孙中山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鉴于孙先生因此而发动了二次革命，后来又在国共两党中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加上袁世凯的称帝彻底成为了“坏蛋”，所以不管是北洋之后的民国政府还是后来的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正史中都采纳了孙先生的意见，如不采纳，孙先生的二次革命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内乱。可笔者认为，在事情已经过了百年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平和的心态来分析这桩民国悬案，笔者认为此说的漏洞比孙中山杀人说漏洞更多：一、从往来电文中，赵秉钧的“毁宋”有可能是“毁誉”而非“毁人”，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各地的民主选举，因此毁誉可以达到影响选举结果的目的。二、即使赵秉钧想“毁人”，也不能证明袁世凯知悉此事，宋教仁遇难后，袁世凯一方面高度赞赏了宋教仁的功绩，另一方面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全力缉凶，而事实证明这不是道假命令，三日后，应桂馨和武士英落网。三、可能有人会认为之所以那么短的时间就抓获歹徒，并非袁世凯本意，只不过地处南方势力范围，袁世凯鞭长莫及，可是以原始开的聪明他为什么会选择上海下手呢？宋教仁是准备乘车北上的，如果袁世凯真想杀宋，何苦不在北京呢，那样的话，凶手就没那么容易抓住了呀。四、杀宋有用吗？国民党还有一二号人物孙中山和黄兴，即使他们二人真的不从政了，还有曾和宋教仁同时入选了首任内阁名单的四号人物陈其美呢，国民党既然已经在国会选举中胜出，那么杀掉一个宋教仁有什么用呢？五、武士英是在被捕一周后才翻供说此事非应桂馨指派，且是为北京政府除害，然后他就突然非正常死亡，袁世凯不可能指使武士英将矛头指向自己，他也没有能力在上海这个国民党势力范围下手暗杀武士英。六、赵秉钧的死，从各方面看都更象病死而非被人毒杀，且赵时任内阁代总理，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
蒋介石什么时候回忆过孙让他杀陶啊；他只是在日记中说：“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看来孙在给吴的信中力陈其与陶之矛盾）。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本书写作过程中，有一个原则，就是观点可以不同，但史料要尽可能详实，对于实在无法搞清楚的事件，可以存疑，但要写清楚，不要把假说当成事实来写，就宋教仁之死来说，实际是一个罗生门，谁都像凶手，谁都有动机，甚至谁都有作案的可能，但又都没足够的证据证明，因此这里就会出现“以我之心，揣彼之腹”的猜测，这里，我会写出我的猜测，但要清楚的告诉大家，是“我”的“猜测”，而非缜密的推理。
3。陈其美，理由如下：一、虽然因为国民党是五党联合重组而来，照顾各方席位的结果，致使陈其美被排除在了党的核心领导层之外，但作为国民党（同盟会）中的少壮实力派，早在首届内阁时就已被任命为工商总长，现在作为沪军都督，手握兵权，此人果敢坚毅，自信自负，我很难相信他会甘心居于宋教仁之下。二、应桂馨是陈其美介绍入同盟会的，而同时陈其美也加入了应桂馨所属的青帮，二人过从甚密，革命时期，应桂馨的家几乎成了陈其美的秘密据点，陈其美很多时候就住他家里，革命成功后，陈其美也未忘旧情，很是提拔重用应桂馨，甚至推荐他去做了孙中山的保卫。三、陈其美策划和实施了清末民初众多的暗杀事件，属于有案底的人。四、是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促使他翻供？答案当然是控制着上海军政两届的陈其美。武士英撤销了对应桂馨的指控，是谁想救他？似乎除了陈其美没人和他有这个交情。和应桂馨有交情就要保他吗？除非不想给宋教仁报仇。五、二次革命时，应桂馨趁乱逃走，二次革命本就是因宋教仁而起，为给宋教仁报仇而讨伐袁世凯，怎么可能放走应桂馨呢，可他确实走了，放他走的人只能是陈其美。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似乎如下可能漏洞最少，陈其美为争夺党内领导权，派“双料间谍”应桂馨（他还同时是北京赵秉钧的线人）收买武士英枪杀宋教仁，二人因由陈其美的保护，心下泰然，因此并没有逃走，而是继续在上海滩鬼混，可江苏都督程德全在接到袁世凯电令后直接督办此案，加上国民党方面的巨额悬赏，致使三日后此案即告破，应、武二人被捕。陈其美发现自己棋错一招，在惊慌之余，得知应桂馨还在百般抵赖使审讯陷入僵局，于是迅速搞定了已经痛快招供的武士英，令其翻供使应桂馨脱罪，并将矛头指向北京袁世凯。然后再将武士英暗杀，令此案死无对证。他一方面怂恿孙中山起兵讨袁并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销毁了所有证据，将自己的恶行掩盖，因为有了起兵讨袁的二次革命，以至于不论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无法再继续彻查此案，因为一旦发现杀人者另有其人，那么无端挑起内战的罪名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 这个故事编的还算比较圆吧，可这仅仅是一个漏洞较少的故事，我们能够论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却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可能性真的发生过，只是笔者“以我之心度彼之腹”的猜测而已。
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第十五章 聪明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