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当时有两位歌唱家的歌唱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民间歌女韩娥高歌之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声振林木，响遏飞云”。由此看来，当时民间歌谣应当是相当丰富的，大概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些诗歌没有流传下来，但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应当十分发达。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
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孟子教导学生学习《诗经》时不要望文生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而是要多动脑筋，运用自己的思考来探求作者的本意。战国时代，有些人习惯上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解诗说诗，往往出现错误。孟子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主张从诗的整体来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揭示了诗歌教育的本质，对后世文学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作为儒家的传人和传经大师，他认为“诗言其志也”，要想学好《礼》，就必需先学好《诗》、《书》、《乐》、《春秋》，而《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维系社会的安定，规范人们的行为。他进一步理清六经之间的关系，明确学习六经的目的，对后代的经学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诗歌教育上，他继承发展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进一步主张应当以学为基础，学思结合。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荀子…劝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的基础上，荀子又强调要进行思考，“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劝学》）
荀子还著有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篇》，以七言句为主，采用民间歌谣形式宣传他的政治思想：“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诗中已经出现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如“愚暗愚暗堕贤良“、“如瞽无相何怅怅。”这种形式节奏明快，音韵顺口，便于流传。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在战国后期曾经很流行，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萌芽。《成相篇》不仅是研究古代民谣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诗歌教育史的重要材料。
《学记》是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末期，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教育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学记》将上古时期的教育机构归结为四类：“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记》对教学管理作了七项规定。其中第二项规定：“《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孔颖达疏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习也。当祭菜之时，便歌《小雅》，习其三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取其上下之官，劝其始学之人，使上下顺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谓以官劝其始也。”意谓自开学时就让学生诵习《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使学生一入学就懂得当官从政的道理。这就首先明确了诗歌教育的目的。从这项规定可看出，当时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而且规定了具体篇目。这显然是对孔子“兴观群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时对诗歌教学的重视。《学记》进一步明确了诗歌教育的方法：“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孔颖达疏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者，此教诗法者。诗是乐歌，故次乐也。博，广也。依，谓依倚也，谓依附譬喻也。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诗，以诗譬喻故也。”意思是只有学会联想想象，懂得比喻修辞，才能安心学好《诗经》。从这里可以看出，《学记》初步总结了战国后期诗歌教育的目的和方法。
在南方的楚国，也有十分发达的诗歌教育。在南北方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楚国诞生了以伟大诗人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伟大诗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楚人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周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富饶，国力最强盛，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最后楚虽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在《楚辞》、尤其在《离骚》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产于中原的圣贤谱系。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主要文化典籍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载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这说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到了楚国末期，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终于孕育出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对《楚辞》的渗透和影响。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尽管南北方文化交往已经十分频繁，但楚文化仍旧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点。楚辞的形成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音乐舞蹈十分发达。从《楚辞》等书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楚地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到当地儿童所唱的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越国舟人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形式与中原歌谣显著不同，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楚地盛行的巫教，又影响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楚辞》与《诗经》之间存在着地域文化的重大差异，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显著不同。《楚辞》中诗歌的篇幅通常都比《诗经》里的长；《楚辞》的文辞华美多采，不同于《诗经》文辞的简朴自然；《楚辞》的句式除了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语言节奏富于变化；《楚辞》多奇思异想和神话色彩，不同于《诗经》大体局限于现实生活人和事的范围。楚国没有形成北方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体意识比较强烈。丰饶的物产、多变的地貌和繁茂的生物容易培养楚国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终存在的人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容易导致楚国诗人产生奇幻的想象。
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公元前278）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