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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盛唐之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没有不会作诗的。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也往往搀杂着数量庞大的诗词，而优秀的小说家也大多是诗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是一位诗人。吴承恩（1500？—1582？）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年少时就以诗文闻名四乡，其诗文颇多，但大都亡佚，后人辑录为《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他的诗《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富有浪漫主义风格，借神话传说寄寓着他扫荡邪魔、安民保国的理想的。如他在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写道：“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他的七律《泊杨柳青》一诗颇有名：“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春深水涨嘉鱼味，海近风多健鹤翎。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绝醉中听。”他在《西游记》第三十六回插入了一首描写夜景的数字诗：“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六宫五俯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纶。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这首诗读起来颇有情趣。《西游记》中运用的诗词很多，应有相当数量是吴承恩的创作。与《西游记》相似，《金瓶梅》、《封神演义》和“三言二拍”等小说中也夹杂着大量的诗词，可见诗歌艺术对小说的影响。
明代众多诗人的出现，与诗歌教育的发达大有关系。著名戏剧家、诗人屠隆就是与徐渭同时的诗人沈明臣的弟子。《明史…文苑列传四…徐渭列传附屠隆列传》载：“屠隆者，字长卿，明臣同邑人也。生有异才，尝学诗于明臣，落笔数千言立就。……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子妇沈氏，修撰懋学女，与隆女瑶瑟并能诗。隆有所作，两人辄和之。两家兄弟合刻其诗，曰《留香草》。”屠隆的儿媳沈氏出身书香门第，是诗人沈懋学之女。沈氏和屠隆的女儿屠瑶瑟能诗，而且能以诗与屠隆唱和，并有诗集传世，无疑都是女诗人。
诗人、学者唐汝询的出现可以说是明代后期诗歌教育方面的一个奇迹。唐汝询字仲言，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详，大约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前后在世。他幼年聪颖，五岁之前就已经识字，五岁时因病而双目失明。之后，他的父亲和哥哥将他抱在膝上教他诵读《诗经》和唐诗，无不琅琅上口。他靠耳听心记学习，博通经史百家。成年后曾著《唐诗解》、《唐诗十集》等，援引资料丰富完备，当时被视为奇迹。他还善于作诗，有《编蓬集》、《姑蔑集》、《可赋亭集》等。他的《唐诗解》五十卷，共选诗1500多首，入选诗人包括帝王公卿、方外异人、大家闺秀、后宫佳人及无名氏计一百九十四人。选诗共分七体，有五言古诗十卷，七言古诗十卷，五言绝句四卷，七言绝句六卷，五言律诗八卷，七言律诗六卷，五言排律六卷。每首诗均有原文、作者简介、校汇、注释及详解组成，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唐诗总汇，对唐诗的学习和研究有很大影响。
明代中上层社会比较重视女子教育，尤其重视“诗教”和学习《诗经》。一些官宦家庭还专门为自家女子开设了私塾。由于理学的影响，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她们灌输以“三从四德”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但是，这种教育却压抑不住人性的高涨，其结果往往背离了封建礼教的要求。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第三出《训女》中南安太守杜宝多次说过：“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杜太守就亲自为爱女选择了老儒陈最良为塾师。《牡丹亭》第七出《闺塾》反映了明代上层家庭家塾的基本情况。一开场陈最良就说：“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他在向杜小姐讲解《诗经》时说：“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虽然这样教育杜丽娘，可杜丽娘依然春情萌发，为情而死，为情而生。不可否认，这种教育虽有种种缺陷，却依然为中国古代文学培养出了诸多女才子。明代中后期一些书香门第相继涌现出女诗人群体，就说明了明代对女子进行诗歌教育的盛况和成效。
明代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很重视，尤其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他在《教约》中还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䌷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明代沿袭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学制度，在各地乡间建立社学，专门教育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1534一1616）在《社学要略》中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