晌飨奈奈母澹�1187年刻版印行。在《新集锦合辞》中，各种各样的谚语以淳朴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民俗风情与党项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苦蕖虽小根脚苦，豺狼虽小本性毒”、“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设筵供神宰羔羊，追歼逃敌骑雄畜”、“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同伴有病莫相弃，同伴有求莫相拒”、“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临时抱佛脚”、“修牢畜圈防狼钻，挖好深井畜不渴”、“该学不学学饮酒，应教不教教赌博”、“肝虽坠，未曾倒，箭已尽，不会降”、“肠流出，缠于腰，肚已穿，以草塞”。这些谚语表明西夏谚语是以偶句形式出现的，文字简练，内涵丰富，修辞灵巧，形象生动，既有认识价值，又有文学色彩，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风貌。
诗体类书《圣立义海》中也保存了一些西夏谚语，如：“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由此可见西夏人有重视谚语创作的传统。正如《新集锦合辞》中所说：“巧说谚语可解闷，巧干营生不觉困”、“祖辈辩才道不尽，弥人谚语说不完”，进一步说明西夏民间对谚语创作的浓厚兴趣。西夏谚语的内容广泛，它们既是民族风貌的反映，而它们的流行又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发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述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从他的记述中可知，柳永的词也曾流行于西夏。由此看来，宋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相当繁盛的，宋代词人的作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能歌咏传唱柳永的词，表明西夏人应当具有一定的诗歌艺术修养。
西夏在辽国灭亡后称藩于金国，夏与金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如金国著名文学家赵秉文、王庭筠的诗文流播西夏，很受西夏人欢迎。《金史…赵秉文传》载：“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北宋仁宗朝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中说：“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虏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中原文化对辽国和西夏的深远影响。
金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历史悠久，世世代代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先世可上朔到舜、禹和商周时期的“肃慎”，隋唐时称靺鞨。五代时期黑水靺鞨逐渐兴旺起来，改称女真。辽立国后，女真成为辽的附属。1115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定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此后，金国势力迅速壮大，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统一了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并与南宋长期对峙。1234年，蒙古军队灭金。金国全盛时期曾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大的政权，包括南宋在内，周边国家都向金国称臣纳贡。因此，金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发展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在立国后十余年间就占领了中国淮河以北的半壁河山，很快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金是接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上比辽代有显著的进步。女真人南下后较快接受了汉族文化，甚至通用汉族语言。金朝建立以前，女真人是没有文字的。天辅三年（1119年），金太祖命完颜希尹和叶鲁创制女真文字，完颜希尹等人仿汉字和契丹字创制了女真大字。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又颁行了笔画简省的女真小字。女真大小字成为金朝官方文字，与契丹字和汉字在金朝境内通用。金朝用女真字撰写国书、谕令和文告，并设学校传授女真字。金政权建立之后，为巩固政治统治，推动经济发展，对教育非常重视，上京一直是金朝教育和考试的中心。女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设诸方面广泛地吸收汉文化，金国虽然保留女真族的某些文化传统，但基本上是继承辽和宋的汉族文化。金熙宗完颜亶在上京建孔庙，以女真字翻译儒家经书，学校以《论语》和《孝经》为必读课本。海陵天德三年，完颜亮仿中原王朝制度，设立国子监作为金朝国立高等学府，后成为教育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国子学和太学。此后，儒学逐渐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
金代继承了辽、宋的教育和选举制度，《金史…选举志一》载：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
“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府州学二十二……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策论进士，选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三十余人。十一年，始议行策选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赴会试御试。且诏京师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拟以新进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学者。俟行之久学者众，则同汉进士三年一试之制。”
“凡会试之数，大定二十五年，词赋进士不得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时以复加四举终场者，数太滥，遂命取不得过六百人。”
“经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所贵在幼而诵多者，若年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初，天会八年时，太宗以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上命教养之，然未有选举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诏辟贡举，始备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间，废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谓宰臣曰：‘经童岂遽无人，其议复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刘住兒年十一岁，能诗赋，诵大小六经，所书行草颇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赐出身，且加以恩诏。‘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赐本科出身，给钱粟官舍，令肄业太学。”
从上引《金史…选举志一》的记载来看，金代是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金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三年，以策、诗取士。”金章宗完颜璟明昌元年，因刘住兒年十一岁即能诗赋，“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正是立足于发达的诗歌教育，金代的诗歌创作成就在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中首屈一指，独占鳌头。
金熙宗完颜亶和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女真上层贵族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在汉族文士的影响下，开始出现文学创作活动。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统治时期，金代诗词创作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