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存在的“娘子军”，便可明白。
事实上，在中国，纯粹的女权运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进，因为它是被裹挟到更大更持久的革命洪流中并得以发展的。女权主义启蒙是跟共产主义启蒙同步进行的，所以很难说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要求，还是一种强加给她们并让她们认同的社会理想的一部分。总之，这一切跟更大的主题“革命”和“建设”纠葛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优势：反女权主义者理所当然被视为“保守”“顽固”“封建”“腐朽”，甚至“反动”。这样说毫不夸张：反女权就是反社会主义革命。这彻底摧毁了追求政治上正确的男人们的自信，他们在法律上处于弱势（中国许多法律的立法基础是保护弱者），并受到遍布中国每个肌理的“妇联”和“街道办老大娘”的苛责。
以上是政治层面。在另一个层面——“性”上，女权主义者拥有更大的道德优势：在心理深处，她们认为性是男人对女人的侵犯（“刺入”作为性行为的基本动作，也许具有“侵犯”这层象征意义），所以理应由男人来为这种行为负责。“强奸”最初的定义是“男人对女人的强迫性性行为”，而不是“某一性对异性的强迫性性行为”……正如犹太人如今在德国受到的非正常礼遇一样，她们的不公平遭遇终于给她们累积了如此巨大的道德财富。性，于是成为女权运动的核心武器。一方面，她们借以自保：性骚扰，性侵犯，性补偿……一系列概念被她们发明了出来；另一方面，她们借以出击：性无能，性衰竭，性商低下……另一系列概念也被同时发明。这样说容易明白：如果一个男人在没完全征得女人的同意下跟她发生性行为，或者表达出跟她性交的强烈愿望，那这个男人就是“强奸犯”、“强奸未遂者”、“性侵犯者”或者“性骚扰者”，但如果一个女人表达出想跟男人性交的意思，这个男人却无动于衷，那他就是“性无能”、“性衰竭”或“性商低下”。女人的原罪被解除，而男人的则被加强。麦当娜吐出性感的舌头，但在收回时并未乘机舔自己的嘴唇，她的潜台词是：我有权吐出自己的舌头，但我并未勾引你。
在这样的夹击下，男人都变成了阳痿患者，或者认为自己是阳痿患者——至少也有程度不同的阳痿焦虑。各种药物以及辅助手段于是大兴其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权主义跟男权主义的斗争最终回到了床上，借助药物，男人们梦想见到昔日从战场凯旋的荣光。这句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昔日男人是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而今日则是通过征服女人来征服世界。所以，一部壮阳史 也就是一部男权梦想的复兴史：
公元前1700年，埃及，泥敷剂，制作及使用方法：一份枣树叶子，一份洋槐叶子，一份蜂蜜，将叶子在蜂蜜中碾碎，然后敷到阴茎上。
公元前9世纪，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河谷，亚述的医生让阳痿病人吃干蜥蜴。
公元前9世纪或更早，印度，患者被要求吃在黄油中炸过的山羊睾丸。
公元前2世纪，希腊医生建议患者吃河马睾丸。（补充：这种吃什么补什么的思想如今在中国仍然拥有数以亿计的支持者和践行者。）
1863年，德国科学家康拉德·埃克哈德认为电击能治疗阳痿：用热橡皮塞堵住肛门，然后将一把状如音叉的金属器械一端插入尿道，另一端跟微型发动机相连……
1911年11月，费城医生列维·哈蒙德和霍华德·萨顿完成了第一例睾丸移植手术。
1911年，芝加哥医生维克多·莱斯皮纳斯将捐献者的睾丸切成片，然后嫁接到接受者的阴囊及周边的肌肉组织中。
1920年6月12日，在巴黎工作的俄国人塞尔日·沃罗诺夫将类人猿的睾丸移植到人体中。
1934年，在纽约的一次保健医生会议上，一位精神病学家呼吁不要把阳痿患者打发到泌尿学专家那里去。这位弗洛伊德的信徒显然引述了斯特克尔在《男性阳痿》一书中的观点：阳痿只有5％是器质性原因，其余的都是心理原因。女性应该负有责任，因为她们在性交中只知道“仰卧，然后分开大腿”。
1936年，泌尿学家于内力图夺回被精神分析学家控制的领地，“我们人类不仅拥有大脑还拥有性器官这个事实被他们完全忽略了”。
1943年，弗鲁姆金大夫宣称用病人的肋骨完成了阴茎再造，这让战争中失去阴茎的男人获得新生。
194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古德温医生将弗鲁姆金的“肋骨”换成丙烯酸棒。
1973年，迈阿密大学的两位医生发明了配有成对的由海绵填充的硅棒的装置，但这种装置的缺点是：总是保持着膨胀状态。
1973年，明尼苏达大学的斯科特研制出了第一例可充气的阴茎假体，它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可以上下摆动。
1982年，法国外科医生罗纳德·维拉格错把罂粟碱注入与阴茎相连的动脉中，结果处于麻醉状态的病人出现了两个小时的勃起。几乎与此同时，布林德利尝试给自己注射苯氧苄胺，结果33次实验中，都引发了几秒钟到44小时不等的勃起。这对人们揭开勃起之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罂粟碱促使阴茎体内的平滑肌组织迅速放松，从而降低了抑制血液内流的能力……血液得以流进饥渴的海绵一样的阴茎体。因为阴茎体迅速膨胀，出血静脉都被迫平扁下去，滞留在那里的血液导致了勃起状态的持续。布林德利后来出现了佩罗尼氏症状（因内伤而引起的阴茎弯曲），所以泌尿学专家放弃了苯氧苄胺，而罂粟碱偶尔能引起异常勃起，基于对其的改良，其他平滑肌松弛剂被合成出来：前列腺素E－1，罂粟碱与前列腺素E－1及芬妥拉明的混合剂。
1995年，Pharmacia & Upjohn公司获准生产第一种专门治疗阳痿的药剂：Caverject——一种注射到海绵体的前列腺素E－1合成药。
1997年，Vivus公司获准生产经由尿道治疗阳痿的药丸。
1998年3月27日，辉瑞公司获准生产阳痿治疗史上最伟大的药物：伟哥。到2000年，辉瑞公司的伟哥年销售额实现10亿美元，这令其他医药公司群起效仿：生产阿司匹林的拜尔公司开始研制PDE－5抑制剂Vardenafil，Eli Lilly公司与ICOS公司联合开发恰利斯药丸……
医学上的捷报频传让男权与女权的任何争论最终都失去意义，阴茎不再是受男人或女人主宰的一个器官，而仅仅只是医学上的一个对象：阴茎被医学化了。这背离了所有男权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的初衷，作为一个器官，它当初之所以成为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它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权力与阳刚之气。女权主义者争夺它，是想对它代表的权力进行规训，而男权主义者拼死保卫它，其实是在保卫自己的权力。而最终的胜利属于医学——以及支持医学的庞大的医疗话语体系和商业体系。
性别：21世纪的审美与中性人（1）
终有一天，我们发现性别不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我们自小从教科书上得来的经验也全部破产：男子不再经由外挂体、喉结和胡须来获得一致的规定性，女子也不再经由阴道、乳房和平滑的肌肤来获得性别认证。这对追求多样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个噩耗，但对“只准生育一胎”的计划生育夫妇来说，却绝对是个喜讯，他们不再有“生儿，还是生女”的困扰。尽管短期内人类还不可能进化为一个性别，但通过分工的消失和审美上的强化，中性人的出现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这一切得益于“性”的重新发现。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人们大致持有这样的观念：性是亘古不变的一种生物本能，它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所以几无探究的必要——即使探究，也应完全纳入医学企图之中。基于此，围绕性发展起来的是一整套技术：作为一种生物本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如何助长它，或者压抑它。这使得性话语在权力界面上的投影无比单纯：纵欲/禁欲。进而，我们取得了对古典历史的基本印象：纵欲时代与禁欲时代交替出现。同时，我们获得了对古典时代的道德判断：荒淫的或者节制的，颓废的或者进取的。
但现在，这一切都终结了。因为性这个传统的医学重地，被社会建构主义者、本质虚无主义者、阶级论者联合起来攻占了：性不再存在一种神秘的、有待发现的本质，不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一种可以被建构的话语，以及由话语指导的实践。一句话，性不是被“发现”出来的，而是被“发明”出来的。
性彻底被社会化了。
这使得性别的生物规定性一夜之间崩溃了。各种激进运动的鼓噪者和女权分子、疑似女权分子联合起来发明了一个真理：性别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在男女平权成为普世思想时，这个真理获得了各民主国家和标榜民主的国家政府的庇护，从而使它在政治上永远正确——任何妄图质疑它的人都被视为性别歧视的罪犯。
首先受到指责的是教育。它的罪名是，在一个女孩长大的过程中，不断要求她蹲着撒尿、留长发、细声细气说话、保持坐姿不能两腿张开朝向客人、热爱小动物以暗示她对小孩必须怀有耐心和感情、整洁、从不厌恶炊具、喜欢床而不是书房、不能对兵器发生热情、在诸如“强大/弱小”“进攻/防守”“攫取/给予”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中自觉对后者抱有认同……
教育让一个人变成了女人，而让另一个人变成了男人——这被看做是男权主义者操纵的结果。而支持教育的一整套文化体系以及作为文化体系核心次元的价值体系也都遭到抨击，女人们拒绝厨房，拒绝孕育，拒绝男人为她们设定的审美规范：身材修长，乳房高耸……
更重要的是，她们拒绝分工。各个行业中不断涌现的“女强人”受到追捧，与此同时，“小男人”“居家男人”被看做是“好男人”的同义语。各种事业心强、没有时间呵护妻子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