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左右，牛僧孺是首相，李德裕被贬到西川边疆站岗。西川与吐蕃接壤，岷山的西北有座维州城，很多年前被吐蕃人夺走。
这时吐蕃的守将悉怛谋仰慕李德裕，带着全家，把维州城打包一起投降了。李德裕喜出望外，上报朝廷，结果让牛僧孺非常不爽。
你的成就是我的失败，要怎样搞点破坏呢？牛僧孺选择从懦弱昏庸的唐文宗下手。他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达到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
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吐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唐朝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向唐朝归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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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僧孺把党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事情过去才200多年，以司马光的学识这是最基本的小儿科，可他明知故犯，重复这种罪恶，为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如果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宋帝国的安宁，宁可花钱消灾才这么做，呵呵，很快西边的局势就会煽到他的脸。可是那一点都不妨碍《宋史》在他的个人列传中写出这样一句来——“……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西夏、甚至辽国人都告诫自己的边将，宋朝由司马光作首相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别去惹事！
……别说在元祐时期西夏变得再次嚣张起来，退一万步，就算真的安宁了，也是人家手懒。想要的都白送过来了，还需要再动刀子去抢吗？
挣扎着做完这些，司马光终于快挂了，全部的精力都扔了出去，全部的心愿也都达成，他自己都感觉没有再不死的理由。可是在七月时，他突然间回光返照，从病床上跳了起来，钻进轿子往皇宫里赶。
紧急通报，有人在高太后那儿提议重新启动青苗法！
这还了得，我还没死呢就有人敢唱反调，必须掐死这个出头鸟。等他赶到了皇宫里时，肇事者还没来得及跑，被他堵个正着。
范纯仁，他站在高太后面前还在解释现状，阐述理由。司马光进来，没看任何人，直接对高太后说，是哪个奸邪劝陛下重施这个邪法？！
范纯仁立即闪到了一边，一个字都不敢说了。奸邪，这顶帽子压过来，他的终生就得被定性，连他父亲都得被追贬。
司马光又成功了，哪怕奄奄一息，他都震慑全朝。可是天下的形式怎么办呢？要知道范纯仁并不是新党，他不会没事申请雷劈。他是看到了危险的现状，因为国库又开始空虚了。
青苗法、方田均税法被废，在原有的法令下土地、农民又被地主们霸占，国家的利益重新缩水，这样的实际问题谁来解决？这些司马光不管，他只管废，兴什么，管我毛事？
这是他一生最后的真实写照，有一句他列传里流传天下的名句可以佐证。什么责任、什么危险，在他那里都能忽略掉。
当他废法最起劲时，以母改子改得最爽时，有人曾经提醒他。这时否定宋神宗，小心哲宗长大了会为父亲出头，那时再翻天覆地一次，宋朝可怎么好？
司马光爱理不理——“天若祚宋，必无此事。”老天爷如果保佑宋朝，这种事自然不会发生。你NND，你自己做的事，要上天给你擦屁股，你当你是九天神猪的孙子啊，有仙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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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死在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一日，年68岁。他的葬礼规格是超高的，赠太师、温国公，一品礼服、银绢7000两，谥文正，以皇帝的名义赏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忠清粹德”。
另外，高太后带着小哲宗亲临现场致哀，她本人还当众哭了几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安石死时，以荆公之名望地位，居然去世时一无神道碑、二无行状、三元墓志铭。治丧时只有一个弟弟在场。
至于之后的追赠、苏东坡的制文，是一个让人玩味的讽刺。那居然是王安石平生大敌司马光说的一句话——“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致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些话除了开头稍微肯定了一下王安石的人品之外，没有一处不是在骂人。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王安石这人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可是性格有问题还很笨，要命的是还特别喜欢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由于这种本质，他把忠贞纯洁的人都赶走了，弄得满朝廷都是些小人。现在我刚刚要改变他的过失，可他却突然死了。我料到他死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反复小人会打击他，借此进入我们光明伟大的旧党队伍，所以我认为，朝廷应该给他些优厚的抚恤名份，以免助长浮浅刻薄的风气。
我的翻译有错吗？
如果没错，大家应该明白，他哪有半分对王安石的认同，仅有的一点点善意，也是为了所谓的朝廷风气。好了，回头说司马光。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述夹议的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424）（2010…06…08 17：24：38）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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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用我们东北话来说，他就是门山炮。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融。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着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80％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的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100％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奉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子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本纪”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425）（2010…06…09 17：23：41）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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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有些人是极特殊的个案，他们活着时是人间的妖孽，死了之后仍然是个噩梦，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和甩粘上点边儿，立即就变味了。
比如司马光的葬礼。
他死得很巧，那天正好是宋朝大赦天下的好日子，文武百官都要进宫去赞美皇帝，顺便唱歌跳舞玩个痛快。集体狂欢之后，大家谈笑风生走出宫门，去赶下一个过场。
去给司马光吊唁。
无论怎样那也是一位党魁，是飘扬了十几年的一面旗帜，不管心里面怎样腹诽，还是得做出这起码的尊重的。只是突然间他们被一个人拦住了。这人非同小可，在名声上惊天动地，在职务上前途远大，在行为上枯燥无味，在官场上堪称警察。
伊水河畔程老夫子，程颐。
他的名声和司马光一样在这15年期间突飞猛进，首先一大批弟子成才了，职位最高的已经是宋朝的台谏官员；第二他的学问终于形成了体系，对于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有自己的感悟，理学始祖的地位确立了。这是巨大的成就，从民间影响到官场，除了极个别的某些怪物之外，没有谁不对他顶礼膜拜。
能做到这一点，是宋朝建国以来独一无二的，其效果非常惊人，他得到了司马光的尊重，地位超然到没有拘束。
他可以和司马光平等论交，虽然身在旧党，可绝不会对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