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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团在承德住了一个星期，根据当时形势和工作需要，李逸民调到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长，冀察热辽军区任命吴烈为热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分区常委、地委书记，樊学文任军分区副政委。先行团的干部战士，有的被留在军区工作。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吴烈又调往东北战场。
随着日本投降、时局形势的变化和中央警备团部分人员的调往东北，引起了部队思想上一时的波动，一些干部、战士希望走出延安，一面可以到别的解放区扩大眼界，一面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而提升自己的职务，因而不安心于延安的警卫工作。这种思想和人员减少而警卫任务并未减少的情况是矛盾的。针对这一问题在进行“论联合政府”与“论解放区战场”的学习基础上，中央警备团普遍而深入地进行了蒋介石阴谋篡权夺取胜利果实的思想教育工作，及时地克服了上述错误思想。
但是随着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双十协定”的签订、改编军队问题的提出、马歇尔等伪装调解而到延安等等，中央警备团中有些官兵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不了解蒋介石反动派以“和谈”为名而拖延时间、准备力量、布置内战的阴谋，产生了以和平方式求得国内和平、民主的幻想，滋长了太平麻痹的思想。甚至有人产生了“军队吃不开了，拿笔杆的以后吃开了”的糊涂观念。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警备团及时地根据蒋介石反动派不让我军接受日伪军的投降、谈判中提出极端狡猾的条件，向我军的某些进攻或拦阻去路等具体事实，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说明蒋介石阴谋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毫无谋求国内和平的诚意，这样使部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警惕敌人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
此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发动内战，以民族矛盾为主的斗争，转为以阶级矛盾为主的斗争。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了。针对革命斗争的这一新的发展形势，中央警备团进行了一系列的为提高部队阶级觉悟和阶级观念的教育。一方面，在学习“党章”的基础上，通过改选支部与整顿党支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时局形势的教育，揭穿了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继续法西斯统治的罪恶阴谋，大大提高了部队对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本质的认识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战前准备
1946年4月8日，在保卫王若飞等首长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由于飞机失事，中央警备团的警卫战士魏万吉与王若飞等人一同在黑茶山牺牲了。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公开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向人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在向各解放区的进攻中，敌军约有155000人的兵力，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到11月初的时候，蒋介石、胡宗南积极布置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因而时局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了。11月3日，中央警备团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在大会上作了动员和指示。李克农在会上说：“现在时局十分紧张，我们必须有打仗的思想准备，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不是强求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我们可能暂时撤离延安，以便消灭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中央警备团全体指战员必须加强战争观念，转变九年来在延安相对和平环境中所产生的太平观念，积极进行战斗准备，以便在战时完成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大任务，对不必要的文件都要进行烧毁，迅速疏散重要物资，实行轻装，准备随时行动。”
听说要打仗，许多战士都来劲了，摩拳擦掌。为了准备战斗，中央警备团制订了1946年11月15日至1947年3月15日的“冬季训练计划”，总的要求是“以军事训练为主，以便于以射击为中心掌握四大技术，以警卫业务为中心熟练防御战术，提高指战员在战斗中的警惕性和顽强性，并组织政治、文化教育，开展体育运动，增强部队体质，使全体指战员能够胜利完成战时的新的战斗任务。”在团的统一计划之下，不论干部、战士、炊事员都热情地参加了军事学习，除了射击、投弹、刺杀教练外，进行了驻地警卫——内外卫兵一般守则、会场警戒、巡逻与搜索警戒、行军中各种警戒的教育，进行了地形认识与利用、步哨员动作、侦察员动作、夜间侦察员动作、骑哨员动作、骑兵侦察员、骑兵战斗队形等战术教育和对空射击、防空防毒教育。由于贯彻了群众路线，不断进行思想动员，开展了革命竞赛，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教学中贯彻了学以致用的原则，能够紧密地联系实际，因而为备战所进行的军事训练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在军事训练的同时，中央警备团还进行了时局形势、蒋介石与美国之压迫中国人民、特务罪行、当时的战况与敌我力量之变化、敌我战略战术的比较、解放区的美好和保卫边区的教育，进行了毛泽东主席的“元旦献词”的学习和讨论，进行了革命烈士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典型事例的教育，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和阶级观念的教育，组织部分干部参加了当时的土地改革的工作，组织部队参加了农民的诉苦大会。
通过课内课外各种形式的教育，中央警备团官兵们认识了在日本投降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必然加深，那些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利益的蒋介石反动集团，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认识了敌人必然逐级削弱和最后灭亡，我军必然渐渐壮大和最后胜利，激起了对于敌人的高度仇恨，增强了胜利信心，为在战争环境中以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充满胜利信心的精神完成任务奠定了思想基础。
保卫英雄陈少先（1）
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在西安召开作战会议，决定进攻延安，并扬言“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28日，蒋介石亲自飞临西安研究进攻陕北的军事部署，并命令胡宗南在3月10日发起进攻。
1947年3月初，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蒋介石、胡宗南组织兵力23万人，第二次布置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1日晨，敌机开始轮番轰炸延安。看到这种现状，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们非常愤怒，都纷纷握紧了拳头，为保卫首长的安全，准备大干一场。就在3月11日敌机开始轰炸延安的时候，中央警备团就在朱总司令的指示下，将部分部队先后保卫中央各机关进行转移。
中央警备团战士护卫着任弼时在转战途中
延安自1937年1月红军进驻以后，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是坚守延安还是撤离延安，成为当时人们关心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鉴于当时陕甘宁边区非常严峻的形势，各大解放区战场领导人纷纷来电，出于对党中央和领袖的关心，请求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转移到比较安全的晋绥、晋察冀或晋冀鲁豫边区的后方去。中共中央从战略上考虑，决定保卫延安。3月8日，延安召开了1万多人参加的保卫延安的军民动员大会，口号是：“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
中共中央为什么要主动撤离延安？这是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当时的形势，从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战略决策。
一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当时敌人有20余万人，我军只有2万余人，在数量上敌10倍于我，装备上我也处于劣势，如果与敌人硬拼，必定吃亏。
二是记取历史教训。在我党历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有过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教训极其深刻。
三是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陕北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而且人民群众觉悟高，组织严密，安全有保障。我军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诱敌深入，与敌周旋，在运动中寻找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时机。同时也能拖住胡宗南这支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预备队，使其不能投入其他战场；能为人民解放军其他战场创造歼敌条件。
对于中共中央为什么要主动撤离延安，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毛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了一支烟，转过来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毛主席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蒋介石不来进攻。”
11日晚上，由政委张廷桢带领骑兵连半个连和一个连两个排与第二连的第一排，保卫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陆定一等领导转移到瓦窑堡以东的王家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