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界。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一次紧急的会议。主要讨论通过对张国焘搞分裂党的活动进行处理的决定和北上的任务及到达甘肃南部后的行动方针。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由俄界北上。红军沿着白龙江的源头进入了甘南境内。
突破天险腊子口是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突破了腊子口，蒋介石反动派企图挡住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也就宣告破产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就能胜利实现。如果突破不了，红军的境况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果断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腊子口，继续北上，这一仗由红一军团来打的。他们在接受任务后，从莫牙寺出发，爬过卡郎山，在班藏五福附近和黑朵村，歼灭国民党鲁大昌十四师堵截红军的两个营。随后，急速向腊子口挺进。经过一场激战，又将鲁大昌驻守腊子口的两个团的兵力打垮。
9月17日，红军胜利地占领了天险腊子口。腊子口突破后，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领导和中央红星纵队赶到。过了腊子口后，进入甘肃南部。
9月19日，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领导到达甘肃的哈达铺。这里是一个镇子，当时毛泽东住在镇上一家中药铺子里，中药铺子离司令部不远，穿过一条横街，拐个小弯就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司令部住在一起，那是一座比较低的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
腊子口战斗纪念碑
9月20日，毛泽东召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红星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的院子里开了一个会议，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说：“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部队进行改编，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红星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红一军团改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同志任司令员，邓发同志任政委。全支队共有七千多人。
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午，政治保卫大队警卫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镇。至此，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走了二万五千里，结束了长征。
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
中央红军落脚吴起镇纯属偶然。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踏上了万里长征路，到哪里去？战略方向曾有8次抉择，最终到陕北落脚。由于张国焘闹分裂，不可能在原定的川陕甘大范围落脚。因此，俄界会议决定到中苏边境去占一块地盘。1935年9月18日，长征的红军部队进入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进行了休整，并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正当四处寻找出路时，得到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红军在哈达铺一个邮局找到一些旧报纸，上面刊登了阎锡山进攻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至此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有一支红军队伍，顿时欣喜若狂。毛泽东在团级干部会上明确指出：“到陕北去，找刘志丹。”9月28日，红军到了通渭县榜罗镇，又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到陕北落脚。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进行了重要活动，对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确定目前行动方针，提出今后战略任务。第二，打了“切尾巴”战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第三，毛泽东在吴起镇新窑院接见了赤安县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了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党政军领导人被关押在瓦窑堡，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便考虑采取果断措施，化解陕北危机。
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一部
可以说，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长征落脚吴起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是标志着中央红军伟大战略转移的胜利结束；二是标志着中共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13年的开始。因此，吴起这个原来并不起眼的小地方，由于成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红军从求生存走上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永载史册。
吴起镇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在洛河边上，属保安县境。据说，它的得名是为纪念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的缘故。中央红军到来时，吴起已经是陕北根据地的大门了。虽然地方有点荒凉破败，但这里的人们具备苏区人所具有的警惕性。见来了部队，除留下几位不怕事的老人当线人外，其余的都躲进了山沟。
政治保卫大队的战士们疑惑不解。从墙上写着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来看，这里是陕北根据地的地盘，但怎么苏区百姓会怕红军呢？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语言不通的误会，当地老百姓将“红军”听成“奉军”了。误会解除后，老人们很快找来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找回了群众。
傍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苏区人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迎进了家门，并安排他们住进了镇东北半山坡上的新窑院里。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让政治保卫大队官兵们感受最深的是，这个地方贫困，但这里的老百姓却如同亲人们一般亲。但政治保卫大队的官兵们并没有放松自己，反而更加警惕起来。来到这儿后，中革军委进行了具体的分工，准备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领导一路，负责军事，率部队迅速南下，与正在与敌作战的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会合，共同解救陕北根据地的军事之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为另一路，负责政治，率领中央机关先行赴瓦窑堡，从“左”倾主义者手中解救刘志丹等人。
1935年12月中旬，政治保卫大队在陕北张村驿改编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该营先后下辖4个警卫连。
第三章 进驻延安
瓦窑堡会议（1）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随后日本侵略者继续南下侵犯，企图将整个中国沦为其殖民地。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就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时，民族危亡更加严峻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特殊化”的口号下一步一步地变华北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然而，国民党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下反而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目的是“先安内，再攘外”。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政党，自然不能看着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而坐视不管。此外，在民族敌人入侵、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情形下，谁高举了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正因为这样，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始终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现在到了陕北，安营扎寨了，中共中央更应高举抗日大旗，号召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战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但是，面对强大的民族敌人，仅靠弱小的红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才能克敌制胜。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始研究可以团结的对象。中央红军一到陕北，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都是联合的对象。
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住进了红色政权的临时“首府”瓦窑堡才4天，就参加了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转变党的路线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
12月的陕北，已经是隆冬季节，呼啸的寒风夹着黄土，格外寒冷。然而，聚集在张闻天所住的窑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严冬的寒冷，一个个异常激动，有时还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十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7日，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两个文件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当前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