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老式短程喇叭枪，得两个人抬着，这个老古董所产生的主要是滚滚浓烟和震耳巨响。西摩尔的手下有一个人，在中国呆的时间较长，长到足以发展出对大清士兵不屑一顾的看法，他说：“这种景象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害怕和犹豫的迹象……向前猛冲，直至倒下。”有五六十个孩子被打死，其余的都跑了。
廊坊的火车站已经被毁。不过西摩尔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使得另外1；500名此前已经登陆的联军部队能够乘坐他们所征用的另外4列火车追上他们。
另外的攻击接踵而至，作为重新整编的地方民团，他们的攻势更猛。作为一次轻便旅程所带来的补给眼看着就要耗尽了。6月14日，在远征队和天津之间往返以维持补给的最后一趟火车，没能通过杨村铁桥。聂士成的军队已经撤走了，铁桥如今落入了义和团之手。
西摩尔一直未过廊坊。一支水兵小分队往前方侦查了几英里，发现铁轨已经被拆毁了，枕木也被烧成了木炭。他们孤立无援，四顾茫茫。
西摩尔其实完全可以在一周之内毫不费力地用脚完成从天津到北京的整个行程，从廊坊动身则只需要两天。但这位海军司令选择了坐火车，如果火车动弹不得，他也就寸步难行。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他们都没怎么喝水。
虽然已经得到了西摩尔行进缓慢的报告，但中国当局依然认为他在继续沿陆路向北京进发。在过去的几天里，总理衙门大臣一再吁请窦纳乐爵士制止西摩尔海军司令。但他一次又一次拒绝了。1860年额尔金勋爵的占领在朝廷所引发的恐慌，至今还令人记忆犹新。董福祥的四千穆斯林骑兵被派出了北京城，以阻止正在前来的联军部队，而这支部队却再也无法前来了。
窦纳乐爵士和满清朝廷都不知道，那位海军司令已经打定主意，要掉头回去了。当他回到杨村的时候，发现铁桥已经被毁，无法通行。无论往哪个方向去，北京还是天津，西摩尔都将不得不放弃他的宝贝火车，在陆地上为自己杀开血路。到目前为止，他还只不过是和破枪烂炮的农民以及几个十几岁的“神拳”打过交道，但情况将要发生变化了。西摩尔的德国小分队作为后卫仍然留在廊坊，如今遭遇了穆斯林骑兵的强大火力。既然不能再过杨村铁桥了，西摩尔万分不情愿地放弃了他的火车，向下游的天津方向撤退。他们夺来了四艘小木船，运输他们的大炮、补给和伤员，而部队则只好步行前进。他们当初要是步行穿越从廊坊到北京之间40英里乡村地带，跟眼下所面对的从杨村到天津之间的30英里相比，效果恐怕也差不太多，因为农民们见到他们在这里也不见得就会更高兴些。一个漂亮女孩奋不顾身地扎向一口狭窄的水井，为的是不被强奸，不过多亏了一位德国军官的快速行动，将这个处于休克状态的女孩救了出来。其间，天津的情况却更加恶化：远远地，他们就能听见猛烈炮火的声音。
西摩尔离开舰队的这些日子里，他的留在各自炮艇上的军官们却陷入了一场和中国的全面战争。6月14日，西摩尔离开天津几天之后，2；400名外国士兵（其中有1；700名俄国人）上岸保护天津老城外的外国租界。然而，就在6月15日夜晚，义和团就将天津法国租界的大部分给烧毁了。
远在大沽口外的联军指挥官们正在他们的甲板上踱着步。北京的联系被切断了，西摩尔也人间蒸发了，法租界已经成了一堆灰烬，而且，中国人随时都可能切断连接天津和白河入海口的铁路，白河口就位于大沽，外国军舰停泊在离它12英里远的海面上，呆在炮台的射程之外。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向炮台增援的援兵和补给正在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人正在安装鱼雷发射管，可以想见，河道里应该也正在放置水雷。用不了多久，联军的舰队就会变得威力全无。（这些推论并没有考虑使馆被围的因素。）争论最终停止了，多数指挥官赞成在他们还保持着优势的时候采取行动。他们将占领炮台，必要的时候采用武力。一份最后通牒被递交到天津的总督衙门，所设置的最后期限是6月17日凌晨两点。
这是一个特别微妙的时刻，也是那段时间最平静无事的一个时刻，因为联军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战争状态，从技术上来讲，敌人是义和团的叛乱分子，而不是中国政府本身。因此，联军对炮台的攻击，丝毫不亚于一场针对中国的单边战争行动。但是，联军指挥官们坚持认为，如果不占领炮台，未来某个时刻对使馆方面的救援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海军司令和将军们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他们还可以像1860年一样，从大沽以北3英里处的北塘口登陆，并直接向北京进军，解救公使馆，让最后通牒（还有战争行动）变得毫无必要。不过人类的天性总是不可理喻，最后被选择的计划总是只有一个，而他们能采用的选择方式就是简单多数。因此，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攻城略地的兴趣，要超过对营救使馆的关心，这一观念，他们所有人都很含糊暧昧。所以，当只有8名外国人被杀（对比之下，却有超过200名中国人被杀）的时候，联军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并选择战争。他们的最后通牒虽然只要求交出大沽炮台，不过，那就意味着战争。
白河口一共有4座炮台（每边两座），鸦片战争期间两次遭到联军的进攻，第一次以失败告终，当时联军身陷海滩上齐腰深的烂泥中；第二次以胜利结束，通过陆路包抄从背后进攻炮台。打那以后，炮台经过了重修，并在李鸿章总督的德国工程师的主持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装备了快速克虏伯大炮。因此，这一次决定从正面进攻，背海一战，其所依赖的更多是运气而非计谋。这样的进攻将要穿越同样的泥滩，其中插满了尖利的树桩，它曾经在1859年导致了令联军深感困窘的大流血。
最后通牒日期届满那天的日落时分，吃水较浅的炮艇载满了900人，在炮台的围墙之下占好了位置。参加此次行动的有英、德、俄、法、日等国的士兵，美国人遵照国内指示而拒绝参加，指示说：在没有正式宣战（这要提交国会讨论）的情况下不要卷入军事冲突。如果中国指挥官在6月17日凌晨两点之前不投降的话，联军打算要做什么就不是个问题了。因此，到了凌晨12：45，离最终期限只有一个小时，中国人就朝正在接近的联军部队开火自卫了。激烈的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结果，联军的炮弹意外地落入了白河口南北两岸那些巨大的弹药库。爆炸的威力是如此巨大，那些防守者竟被震得晕头转向。在尘云烟雾的掩护下，水兵们呼啸着冲向北炮台，步枪上都上好了刺刀。第二次爆炸之后，南岸炮台不战而降，中国指挥官自杀殉国。联军溯流而上，中国水师的四艘德国造驱逐舰全都被完好无损地缴获。
当大沽炮台遭到袭击的时候，一种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也就开始生效了，于是，中国炮兵也开始向天津城外的外国租界开火。第二天，一万名清兵包围了租界。华盛顿也承认了这一战争状态，通知海军少将肯普夫：美国军队现在可以加入战斗了。这样，一支总数达一万四千人的国际纵队从大沽动身，去解天津租界之围。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6节 一项疯狂而邪恶的计划（2）
6月23日早晨，这支联军救援纵队进入了天津的外国租界区。发现这里几乎已经瘫痪了，他们又花了两周时间，试图夺取附近有围墙的中国旧城。在其他人的掩护之下，日本人占取了主动，一举炸毁了城市的南大门，就这样，中国人的抵抗停止了。
这期间，西摩尔海军司令那支衣衫褴褛的大军，正沿着很浅的白河艰难地顺水而下。当他们到达距离天津三英里处的一个地方时，意外地碰上了西沽的军械库，这可算是他们此行所获得的唯一成功。他们在那儿轻轻松松地开了火。短暂的反击之后，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所有抵抗全都消失不见了，并发现自己拥有了一座占地40英亩的军械库，里面堆满了机关枪、野战炮、来复枪以及几百万发子弹。几个仍然留在军械库的中国人一枪不发地逃走了。虽然他们现在距离天津步行也不会超过两小时，但西摩尔的部队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在军械库继续呆了5天，这样就错过了天津的战斗，并在6月26日完成了他们最后的一段旅程，而此时的天津，正在遭受它的联军征服者兴高采烈的掠夺。对于西摩尔的远征队，最终的结论是29岁的指挥官大卫·贝迪（此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德兰战役中担任海军舰队司令）所作出的，他说：“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所能冒出的念头中，这是最疯狂、最野蛮、最该死、最邪恶的一项计划。”
也不见得吧。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在6月19日之前，北京的朝廷对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还一无所知，等到他们知道的时候，大沽炮台落入联军之手至少也有三天了。直隶总督裕禄，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如此令人扫兴的新闻包含进那些他通过快马信使发送的消息中。他是个殚精竭虑要保住自己脑袋的老人，并且，他也毫不隐瞒自己对英国的好感。在炮台遭到攻击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曾发出电报，说是可以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上为裕禄提供避难所，这一提议通过英国领事馆转告了裕禄本人。
当慈禧最早得知大沽那份最后通牒的时候（而不是炮台已经陷落的时候），她就饬令各省督抚，保疆守土，严防洋人侵袭。对于那一天朝廷里所发生的事情，濮兰德和巴克斯后来发表了一篇伪造的报告，把整个过程中的日期和事件都给弄混了。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在那一天，端郡王向慈禧出示了那份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