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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几十年过去了。返回欧洲已经无望。不过弗里德利赫·左尔格和他的同志们从来没有中断同德国的联系。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来往就是例证。他们的通信持续了几十年，弗里德利赫终身保存着这些珍贵的信件，并在去世前不久付诸出版。
年轻的左尔格为有这样一个革命的祖父而自豪，但真正决定他本人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他参加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他憎恨战争，憎恨造成战争根源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而决心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沿着他祖父老左尔格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共产主义事业、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
1917年，左尔格从前线回来后，进入柏林大学。这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革命洪流鞭策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在基尔，他在水兵中进行地下工作，秘密潜入兵营，号召士兵们参加斗争，参加革命。不久，德国海军的水兵们在基尔举行革命起义。后来他从基尔来到汉堡，在汉堡的大学里撰写论文，通过答辩，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底，他在佐林根党报任编辑，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之后，他还参加过汉堡起义，参加过红色萨克森的革命斗争。当然，所有这些，在德国警察局的档案里肯定有共产党干部里哈尔德·左尔格积极活动的详细材料。当初，他曾经担心盖世太保会在档案里偶然发现。而现在，在巢鸭监狱里，这一点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只是左尔格过去的经历，所以他才主动作详细地自述。让东条们了解，他们是在同什么人交手吧！左尔格像一艘高挂着战旗的军舰，投入最后的战斗。
左尔格被捕后，德国使馆连续向东条政府提出抗议。奥特大使同左尔格相处了整整10年，多亏左尔格的帮助，才使他爬上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的位置。他怎么也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间谍。他大骂日本宪兵队，脸色气得发紫。
“他们想挑拨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他大声嚷道，“那可以想别的办法么，干吗来这一手？！……简直是骇人听闻，想把左尔格打成苏联间谍？今天他们抓左尔格，明天就该抓到我头上了。这是侮辱国格……毛森格，你听我说，立刻到宪兵队找中村将军，要求释放左尔格。叫他们别装蒜，他们简直成了间谍迷！”
使馆特务头子毛森格上校蹙着眉头站在那里，用两只大拳头支着腰。
“大使先生，我真想把日本反间谍机构统统砸烂。这关系到党卫军的荣誉！我永远是左尔格的搭档。”
左尔格被捕已经好几个星期了，毛森格还奔走于宪兵队，想证明他的“牌友”是无辜的。有一天，毛森格又来到日本反间谍机关。大阪大佐请他查证一些有关左尔格博士的材料。党卫军分子欣然同意了，但是，当他读完一份材料后，不由得怒火冲天。怎么，居然说，左尔格是共产党的干部，是德国共产党首脑恩斯特·台尔曼的密友。
“这是从哪儿搞来的？！”
“在押犯左尔格的亲笔供词。”
这位特务政治专员两手一摊，纵声大笑：“这可真叫绝了，左尔格是台尔曼的朋友！想想看，这是多么愚蠢，多么荒唐！好吧，我来查证。可是大佐先生，一旦收到德国秘密警察的答复，我可不会羡慕你们侦查员的本领！”
过了一些日子，毛森格上校接到柏林来电，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盖世太保头子缪勒说，从东京寄来要求查证的关于左尔格的材料，已经全部由警察局档案库的材料所证实。
毛森格这才明白是左尔格愚弄了他。现在他到处嚷嚷说，除了他以外，谁都忽略了这个苏联共产党的间谍。他要求宪兵队把左尔格交给盖世太保。
总检查长和侦查员都急待左尔格把他的书面供词写完。然而左尔格却不慌不忙地写着那些同秘密工作无关的事。
“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的危害，不受军事攻击的威胁。
“我取得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德国驻东京的大使馆。这些情报是自愿向我提供的。我没有采取可以受到惩处的行动来取得这些情报。既没有进行威胁，也没有采用暴力……。”
第二部分 鼓吹南进第21节 枪杀左尔格（2）
这就是左尔格的自卫线。他像炮兵侦察员一样，在关键时刻力求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保护同志们免受打击。他下定决心，决不能让瞬间的懦弱玷污自己，要昂首挺胸告别人间。
侦查员和总检查长总算得到了左尔格的书面“供词”，但大失所望。他们手里拿着的根本不是犯人的供词，而是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和思考，是叙述革命生平的遗书。于是又开始了长时间的疲劳审问。现在侦查员已经掌握了拉姆扎的“罪证”。许多年来，他们向苏联中央发了大量的情报。仅在最后3年就发出了65420组密码，也就是327100个数字！
审讯员问道：“你承认这些数字吗？”
左尔格蔑视道：“我没有时间来做这样的统计。”
“我们掌握的材料已足够判你的罪了。”
“如果是为判罪，那你们根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几个事实就够了。我们向中央发出报告，几百万人就开始行动起来！”
当审讯员依次列举拉姆扎小组发往苏共中央的情报目录时，左尔格嘲弄地说道：“我真没想到，我们居然干了这么多事情。”
他们发出的情报有：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按德国样式使军队现代化，日本军事工业的现状和关东军的部署情况；希特勒进攻苏联及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的情况；最近密报有9个集团军在苏德边境集结的情况。接着是日本的汽油贮备量，以及最近内阁会议关于决定南进而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重要情报……
侦查员念得非常单调，不时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看左尔格。这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听着敌人列举他们的工作成就，思绪万千，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是的，他同拉姆扎小组的战友们，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所做的工作可真不少啊！
左尔格是在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奉苏共中央之命开始搞情报工作的。先在中国住了几年，然后回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了德国，那是法西斯政变之后不久。1933年1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上了台，德国沦入极端恐怖之中。苏联谍报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来到这座法西斯猖獗一时的活地狱。在这种情况下，左尔格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法西斯德国去，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行动。可是，共产党员左尔格就这样去了。
当然，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党员来到一家有名气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毛遂自荐要求当一名驻外记者，困难的确是不少的。为此，左尔格和苏联情报部门曾反复设想各种方案，有的推翻了又重来，再设计新的方案，逐步拟出了计划，定名为拉姆扎行动。决定借德国法西斯之手打进日本，再从日本收集关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侵略意图的情报。
左尔格在中国曾专门研究过经济问题——银行业务和中国市场的容量，给化学康采恩帮过忙，因此建立了业务联系。而且这次的旅行就是德国化学协会安排的。他本人是协会会员。化学协会和《法兰克福报》实际上都非正式地接受这家设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实力雄厚的康采恩领导。这一切都有助于实现左尔格的计划。
《法兰克福报》主编是个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纳粹党还没有来得及撤换他。他殷勤地接待了左尔格，详细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听取了博士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没有多加考虑就聘请他到报馆工作。
“博士先生，久闻大名！《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将为得到您这样的工作人员而感到荣幸。我已经听到别人介绍过您。不需要其他推荐信啦，您来得正好，我们驻东京的记者打算回欧洲。他那个位子现在还空着。”
里哈尔德·左尔格还有另一道难关：必须取得纳粹党驻报社特派员的同意。下午，左尔格专门拜见了这位年轻的头上留有几道伤痕的特派员。左尔格在门口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平伸右手敬了一个法西斯礼，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我叫左尔格，”他在安乐椅上一靠，“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可恶制度，我在国外住了8年，现在回来了，想为元首和他所复兴的帝国服务。他们要我到东京去当记者，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左尔格对纳粹分子那一套不太复杂的术语和口号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所以不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为“元首”服务的坚定的纳粹分子。一小时后，就和这位特派员打得火热，晚上又一起到法兰克福纳粹党人经常聚会的皇家咖啡馆去喝烧酒、啤酒，用酒杯敲着桌子，一面唱歌，一面痛骂犹太人和共产党。
特派员已经喝得有点摇摇晃晃，但头脑还相当清醒。他对左尔格说：“老兄，别介意，为元首服务到哪儿不是一样。我一定尽快地为你办。在日本我们也需要有可靠的人……来，干一杯！……祝你健康！”就这样，三个星期后，去日本的全部证件都办齐了。
左尔格来到东京最初住在佐野饭店里。这是一家中等旅馆，虽然比不上帝国饭店，却也有些名气。客房都是日本式的小间。旅馆不在繁华的银座，可是相距也不太远，旅客不至于远离市中心。对于一个初到日本尚未扬名的新闻记者来说，这样的旅馆是最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