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委员会报告- 第39部分

第四章　对“基地”组织早期袭击的回应寻求新的出路（3）

　　　　坎大哈，1999年5月　　　　
　　　　在“9·11”事件之前，坎大哈也许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用巡航导弹对付本·拉丹的地方。1999年5月，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眼线报告了本·拉丹整整五日五夜在坎大哈周边活动的具体位置。报告非常详尽而且全面，而且得到多渠道的证实。基层官员说，如果这样的情报都不是可靠的，那么难以想像关于本·拉丹在阿富汗的情报有多少是可靠的。情报到位了，巡航导弹准备好了，“这是袭击的绝好时刻。”一位高级军官这样说道，“这是一次本垒打”。他希望巡航导弹能发射出去。当听到让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的决定时，这位官员说：“我们都非常沮丧”。他说他没有听说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人认为这次行动是一次赌博。他还说：“在那天晚上，本·拉丹本来绝对逃不掉。”　　　　
　　　　中央情报局工作层官员们都同意这种说法。当收到关于本·拉丹行踪有冲突的情报时，专家们就认为其可靠性大打折扣。当时，中央情报局基层官员被上层告知行动被取消是因为军方怀疑情报的可靠性且担心行动的间接损害。反本·拉丹小组的领导人在回复一位沮丧的在实地工作的同行时这么说道：“在36个小时内有3次机会擒获本·拉丹，但每次都被放弃，这实在让我窝火，中央情报局局长发现自己在会上非常孤立。其他部长虽基本上说：‘我们服从你的决定。’实际上却在暗地里说，如果行动擒获不了本·拉丹，有你们好瞧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回忆说，五角大楼其实是愿意采取行动的。他告诉我们克拉克通知他和其他同事，特尼特认为情报有一半是可信的。该军官相信特尼特对情报准确性的估计是导致决定的关键。　　　　
　　　　特尼特对我们说，关于这件事，除了关于情报来源单一未经证实，行动导致间接损害的可能性很大这一点，他不记得什么细节了。事情由于特尼特在行动首脑会议上的缺席而变得复杂起来（他当时显然不在场）；他的副手约翰·戈登当时代表中央情报局。戈登回忆当时很客观地分析了该情报，并说明这一情报也只有那样了。　　　　
　　　　伯杰记得过去总是由特尼特召集那样的会议。这说明特尼特是很希望抓到本·拉丹的。伯杰认为，特尼特很尽职。他说：“乔治（特尼特）会对大家说；‘我们就是没有情报’。”　　　　
　　　　在1999年5月不进行袭击的决定也许现在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客观地指出两点：其一，1998年12月，主要领导人对于袭击的担心可以这样理解：本·拉丹意外地离开所在地，通过袭击无法擒获他。其二，行政部门和中央情报局对1999年5月的情报格外挑剔和小心，是因为在此之前北约组织与塞尔维亚的对抗中，由于错误的情报，美国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领事馆。这一事件使得官员们变得格外小心。　　　　
　　　　1999年5月到2001年9月间，决策者没有再积极地准备导弹攻击本·拉丹的计划。1999年，主要领导人们确实深远地考虑过袭击的计划，包括重新启用克拉克袭击本·拉丹营地和摧毁“基地”组织的计划。1999年初的几个月里，联军扩大了袭击的目标范围，以确保采取“聚焦”的形式摧毁本·拉丹“基地”组织，同时也袭击了塔利班政府所在地。谢尔顿将军告诉我们，塔利班虽然更为壮大，但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由于担心本·拉丹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1999年夏天，对扩大袭击范围的计划进行了重新考虑。5月和6月，美国政府收到大量令人不安的情报，包括在德伦塔营地正在开发生化武器及可能在赫拉特聚积核原料等方面的更多情报。　　　　
　　　　6月底，美国和其他情报中心得出结论，“基地”组织已经进入了袭击前的状态；也许再次与毛里塔尼亚人阿布·哈弗斯相关。6月25日，在克拉克的要求下；伯杰在他的小办公室里召集了紧急会议，讨论本·拉丹的下一步动作和他的所在地。克拉克要求伯杰问他的同事：“我们是否应该先发制人去袭击本·拉丹的驻地？”克拉克催促着说。　　　　
　　　　在伯杰的会议记录上，他记载了塔尔纳克农场内共有7~11户人家居住；这意味着将会有60％～65％的人员伤亡。伯杰指出有可能只能对本·拉丹造成轻微的冲击，然而，如果他有所反应，我们就得不偿失。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个办法，等到下一次恐怖活动发生后再采取行动，包括对塔利班的袭击。但是克拉克相信本·拉丹会在恐怖活动后将所有人员转移出营地。　　　　
　　　　军事行动计划似乎进入了死胡同。1999年12月；克拉克要求伯杰，让部长们扪心自问：“为什么近来没有任何美国的直接军事行动？”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该问题被讨论过，如果有，那么答案是什么。　　　　
　　　　1999年不断有情报报道本·拉丹可能采取恐怖行动。其中，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调查局似乎直接受到了爆炸威胁。1999年9月，反恐怖主义安全小组觉得本·拉丹可能会威胁到从洛杉矶或纽约出港的航班。但是这样的警告被淹没在了众多的其他警告中。　　　　
　　　　1999年夏，所有军事的、外交的手段好像都已经用尽，美国政府似乎又回到了1998年夏天的状态，向中央情报局去寻求解决方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泄气。几次针对“基地”组织的破坏行动取得了成功，但是在阿富汗的行动却始终不见成效。　　　　
　　　　1999年中期；反恐怖行动中心和反本·拉丹小组换了新的领导人。反恐怖行动中心替换“杰夫”的新领导人是科夫尔·布莱克，反本·拉丹小组的新领导人是“理查德”，他们的人员开始寻求新的攻打“基地”组织的策略；制定策略要依靠更好的情报，而这更多地依靠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而不是部族人员。　　　　
　　　　1999年7月；克林顿总统授权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几国政府一起努力俘获本·拉丹和他下面的重要军官。据说总统还授权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置本·拉丹于死地的秘密行动。司法部部长雷诺又一次对地面行动提出质疑。她担心引起的报复行动。正如早前提到的那样，中央情报局开始准备和巴基斯坦合作，并提出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的新想法。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需要最基本的装备和培训。在2000年3月之前，行动的时机不会成熟。　　　　
　　　　1999年秋天；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公布了中央情报局对付本·拉丹的新策略。我们将其简单地称做“计划”。“计划”提出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行动，招聘和培训更优秀的军官使他们具有更好的反恐怖行动的能力，同时寻求更多的财力支持，打入“基地”组织内部并分裂他们。“计划”还指出要提高收集情报的技术（比如红外影像技术）。另外，中央情报局将会更频繁地和北方联盟联系以对抗塔利班。　　　　
　　　　有了新的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开始重新评估俘获本·拉丹的各种方案。但是行动并没有取得好的绩效。在和巴基斯坦合作方面，中央情报局也显得缺乏信心。一旦本·拉丹去到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部族不太可能袭击被重重保护着的本·拉丹；反恐怖行动中心预测袭击成功率低于10％。在西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准备在6个月的时间内展开一次跨越边境的出击，但是预测的成功率也低于10％。　　　　
　　　　在东北部马苏德的北方联盟或许是中央情报局最好的选择。在10月底，一些反恐怖行动中心的官员；乘坐直升机颠簸着来到喷赤谢谷地与马苏德会面，在不久的将来，这样危险的旅行肯定还会重复多次。马苏德承诺，将帮助美国收集有关本·拉丹行踪和行动的情报，并找机会俘获本·拉丹。对此，反本·拉丹小组非常满意，情报又有了新的来源。但是众所周知，马苏德只有在自己的利益驱使下才会去袭击本·拉丹。12月初，中央情报局预测这样的可能性低于15％。　　　　
　　　　最终，中央情报局开始考虑在阿富汗进行巷战的可能性。中央情报局开始讨论特别行动计划，但是高级军官们对这一计划没有积极性，只有基层官员们对此计划报以热情。中央情报局发现只要行动得以开展，就有95％的机会可以俘获本·拉丹，但是布置这样行动的可能性低于5％。将中央情报局官员送到阿富汗需要证明“是值得冒险的”——但是当时却没有证据证明此行一定值得冒险。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作为中央情报局计划的一部分，在阿富汗开展特别军事行动，需要长期作战的政策承诺（也许需要寻求至少一两个邻国的支持）在地面建立长期的“基地”，并做好长期投入及承担风险的准备。在“9·11”前，这一军事计划事实上从未在各机构间考虑过。1999年底，中央情报局又有了新的俘获本·拉丹的计划，然而这些计划的预计成功率都不高于15％。


第五章　“基地”组织瞄准美国本土恐怖组织的开创者（1）

　　　　到1999年初，“基地”组织已经是美国强劲的对手。本·拉丹和“基地”的军事头目阿布·哈夫斯·艾尔·马斯里（又名穆罕默德·阿提夫）已经无可争议地在“基地”的顶级机构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在这样的机构中，“基地”组织所实施的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地指挥官的思想及其工作。这些指挥官野心勃勃且意志坚定，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为了了解“基地”组织是如何实际运作的，并介绍“9·11”恐怖袭击是怎样酝酿的，我们将简要地对3位“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予以审视，他们是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里杜安·本·伊索穆丁（又名汉巴利）和阿布德·阿尔·拉希姆·阿尔·纳希里。我们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撞机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身上。　　　　
　　　　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