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监国手下并不乏将才。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定计后，率船南北出走。他们依恃海上优势，直岛吴淞。此举原意很好，围魏救赵。
但明军运气不好，横水洋一战，明将阮进手抛火弹入清军主将金砺的坐船，却反被弹回，把自己烧得重伤落水而亡。
主将一失，舟山不能进行有效抵抗，最终被清军攻克。鲁监国的世子被生俘，其正妃投井自杀。当时留守舟山的不少明臣，如大学士张肯堂、兵部尚书李尚中等数十人，皆自杀殉国。
幸亏鲁监国先前“御驾亲征”，才避免了被清军俘杀的命运。
张名振等人无奈，只得拥保着鲁监国远走，最后进入郑成功的地盘海坛岛。
但是，郑成功先拥隆武帝，后奉永历帝，他一直不承认鲁监国政权，双方非常尴尬。还好，郑成功没动杀机，只以宗藩之礼对待鲁监国，并逐渐“收编”其属下军将。
1652年，寄人篱下的鲁监国不得不放弃“监国”名号，派人上表给永历帝，奉之为正朔，表示归藩。由此，这位“代理皇帝”（监国），仍旧变回为“鲁王”。
这时的郑成功，很想有一番作为，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他率舟师，浩浩荡荡直奔漳州而来。海澄清将见来者势大，马上投降，郑成功入据城中。
稍事修整后，郑成功指挥军队把漳州府城包围起来。由于城坚难攻，郑成功采取围固之法，半年之内，城内死人无数兵民，基本都是均死于饥饿。
漳州即将被攻克之时，不巧清将金砺率援军赶到。郑成功接战失利，不得不撤围而走，退回海澄。
回到厦门后，张名振、张煌言建议，由他们二人率领部分舟师北返江浙，如此可以牵制清军。郑成功同意，放二人率从前的部分鲁监国军队返还。
不久，听说清将金砺率大军猛攻海澄，郑成功急忙亲赴前线。他身先士卒，亲自指挥作战，安排火药战（类似地雷战），杀伤清兵无数，取得海澄大战的胜利，打得清军被迫撤退。
为了整固海澄这个陆上“踏脚石”，郑成功煞费苦心，派人把海澄修成铜墙铁壁一样，安置铳炮，内囤粮草，与厦门、金门遥相呼应。
“国姓爷”的私心（3）
诡异人间父子情——郑芝龙和郑成功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确实冤大头一个。他被清朝的贝勒爷博洛带回北京后，获封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官职，隶于左梦庚旗下，形同软禁。
清朝的顺治帝亲政前，郑芝龙如此报效投顺，但大功皆被博洛等人冒领。当时，多尔衮对他非常猜忌，在其私宅内外令人严兵看守。一年后，其二子被遣送到北京“入侍”，于是父子三人皆成清朝“人质”。
在北京最初的六七年间，郑芝龙的日子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苦不堪言。
其间，郑成功曾差遣人入京看望，却被清廷下狱审问，使得郑成功再没有派人来联系。
顺治亲政后，十分关注郑芝龙的待遇。这位年青皇帝非常想利用手中这张活牌，招降郑成功。
顺治帝下旨，大赞郑芝龙“投诚有功”，并把他次子郑世忠提拔为侍卫官。
感激涕零之余，郑芝龙在表达自己如出深渊而步入九天的欢欣鼓舞同时，上表献计，帮助清廷出谋划策，招降其子郑成功。
由此，南明史上不可忽略的“郑清议和”被启动。
1653年（顺治十年）夏，清廷正式发出敕谕，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为左都督，并表示郑成功先前与清军的作战属于“保家自全，并非悖逆”，很给郑氏一个大台阶下。
作为清朝使臣前往宣谕的，是郑芝龙表弟黄征明（前明户部主事，当时已经降清）。
初次与清朝深入接触，郑成功内心很感狐疑。他复信一封，托人带给其父郑芝龙。实际上，信中内容，显然是给清廷一方看的：
“……贝勒（指博洛）入关之时……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可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记，出镇且勿记，即欲一还故里，亦不可得！彼（清朝）言岂可信乎？……（清军）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指1649年清军攻袭厦门），蹂躏我疆土，劫掠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清军）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招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清军）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
清廷仔细研究了郑成功的回信，经过商议，就再给郑成功“靖海将军印”一颗，扩大他的事权，还要要割漳州、潮洲、惠州、泉州四府钱粮给他做兵饷。
郑芝龙听闻儿子向清廷狮子大开口，忧虑的同时又见到希望，忙向顺治帝大摇尾巴，上疏痛斥儿子“不自量力，竟向皇上索取甚多”，同时，他战战兢兢指出，儿子郑成功对清朝的诏使甚恭，很有“亲亲敬主之心。”
对于儿子郑成功拒不剃头之事，郑芝龙在揭帖里面把自己的态度讲得活龙活现——“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 （郑芝龙《为皇恩日厚、臣思思益深、恭陈愚见、以侯圣裁事》）。
老小子情急之态，跃然纸上。在对郑清和议抱有极大希望的同时，郑芝龙提出要次子郑世忠再随钦差往福建，谕劝郑成功投降。
郑世忠于1654年（顺治十一年）七月二日出发，八月五日入福建。他带来的清方条件没有多大变化，仍是要郑成功“剃发受诏”以及“回府安插”。
其实，在等候清朝使者往来的这一段空档时间内，郑成功不闲着，在招兵买马增强实力的同时，他派人前往漳州、泉州等多个地方“征饷”。
由于北京的皇帝正与对方谈判，清朝各地政府不敢私自破坏“和谈”，只能出银出物给郑成功。这是因为，郑氏士兵到来时，持有的文书上都盖有清帝敕封的“海澄公”大印。
九月间，郑成功在安平镇列营数十里，炫耀武力，与清朝遣来封官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等人会面。
但是，见面归见面，郑成功拒不剃发。不剃发，清使就无法开诏。
相持七天之久，最终双方谈判破裂。
郑世忠带领郑氏亲族数人晚间来到郑成功营内，他流泪规劝：
“二位清朝使臣这次失意归京，大事难图。我等回京复命，必无活路。我等死也罢了，但太师老爷（指郑芝龙）怎么办？如果大哥您剃发归顺，可全活咱们一家人！”
郑成功很冷静。“我不剃发，可保全父命；如束手归降，父命不保！”
郑世忠下跪痛哭：“希望大哥为保父命，剃发投降。”
郑成功不言。其身旁官员沈佺期一旁喝道：“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何人！况我等横行海上数年，不堪羁绊。”
此言此举，皆为郑成功事先安排。
郑世忠等人无奈，只得大哭出营。
当然，郑成功也未把事完全做绝。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委婉为自己不剃发作出辩解：
“……不意地方无加增，四府竟为画饼，（清廷）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清朝若能信儿言，（我）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清）二使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儿一剃发，即令诸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忽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子，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国姓爷”的私心（4）
这封信立意明白，向清朝摊明了郑成功自己的底牌。而他给其兄弟郑世忠的信，更明白无误道出他的心声：“……夫虎豹生出深山，百物惧焉。一旦入槛阱之中，摇尾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自指）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
从给兄弟的信可以看出，郑成功《庄子》读得不错，书信内容酣畅淋漓。
从上述种种，皆可看出，郑成功并非百分百明朝忠臣，实乃割据之雄。在他血液中，由于有日本人和商人的因子，所以他表现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真乃一大忍人！
清朝两广总督李率泰对郑成功的心理最能言之而中，他写信相讥：
“阁下自诩忠臣，无三省之封，即舍清而忠于明；有三省之爵，则弃明而忠于清，真可笑也！”
表面上看，郑成功借谈判之机，获取了不少时间和银饷，但以南明全局上看，郑清议和，贻害非浅。
首先，张名振、张煌言率鲁监国余众三入长江，声势浩大，船队上面高悬大明旗帜，几次在南京江面驶过，大振江南民心。但是，他们恰恰因兵饷不足，陆战无力，急需支持和后援，而当时郑成功因与清谈判，对二张的进取不予支持，使得他们的长江之举最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落寞之余，二张怅然退回。
其次，李定国两次率军入广东，千方百计争取郑成功军队的响应，准备共襄复明大业。郑成功均是书面答应，虚与委蛇，从未真正派出队伍打击清军，他既不派出军队对清军予以牵制，也没有上陆与清军实战，致使李定国在肇庆和新会二次大败。
郑成功背信弃义，从来只是口头上表示与李定国会师两广，实际上他心中只考虑本人及郑氏家族地方利益。为了作和谈姿态给清朝看，郑成功不仅软禁李定国使者，又拒不出兵增援李定国，使得对方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