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宦居金陵，闻朝廷变法，毫不为意，及闻罢免役法，愕然失声道：“竟一变至此么？”良久复道：“此法终不可罢，君实辈亦太胡闹了。”既而病死，太皇太后因他是先朝大臣，追赠太傅，后人称他为王荆公。乃是元丰三年，曾封安石为荆国公，所以沿称至今。了王安石。安石既死，余党依次贬谪，范子渊贬知陕州，韩缜罢知颍昌，李宪、王中正等，罚司宫观。郑绾、李定放居滁州，吕惠卿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建州。相传再贬吕惠卿草诏，系出苏轼手笔，内有精警语数联，传诵一时。其文云：
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即免役法。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此谕！
还有贬范子渊草制，亦由轼所拟，内称“汝以有限之才，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四语，亦脍炙人口，称为名言。新法党相继罢黜，吕公著进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维为门下侍郎。司马光又上言：“文彦博宿德耆臣，应起为硕辅。”太皇太后拟用为三省长官，言官以为不可，乃命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班宰相上，恩礼从优。彦博此时，年已八十有一了。老成俱老，宋祚安得不老？光又与吕公著，交章惇；程颢弟颐，遂有旨召为秘书郎。及颐入对，改授崇政殿说书，且命修定学制。于是诏举经明行修的士子，及立十科举士法：（一）行义纯固，可作师表。（二）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智勇过人，可备将相。（四）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学问该博，可备顾问。（七）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十）练习法令，能断清谳。这十科条例，统由司马光拟定，请旨颁令。
光见言听计从，越觉激发忠忱，誓死报国，无论大小政务，必亲自裁决，不舍昼夜，海内亦喁喁望治。就是辽、夏使至，俱必问光起居，且严敕边吏道：“中国已相司马公了，勿轻生事，致开边衅呢！”国有贤相，不战屈人。无如天不佑宋，梁栋濅；颓。光因政体过劳，日益清瘦，同僚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作为劝戒，光慨然道：“死生有命，一息尚存，怎敢少懈呢！”嗣是光老病愈甚，竟致不起。弥留时尚呓语不绝，细听所谈，皆关系国家事。及卒，年六十八。光生平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至兄室。兄名旦，年将八十，光奉若严父，爱若婴儿，自少至老，未尝妄语。尝谓吾无过人处，惟一生作事，无不可对人言。陕、洛间闻风起敬，居民相劝为善，稍有过恶，便私自疑惧道：“君实得无闻知否？”既殁，远近举哀，如丧考妣。略述行谊，为后人作一榜样。太皇太后亦为之恸哭，与哲宗亲临光丧，赠太师温国公。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丧归陕州夏县原籍。予谥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都人罢市往奠。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到了归丧以后，都下及四方人民，尚画像以祀，饮食必祝，这可见遗德及民，无远勿届呢。小子有诗咏道：
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经借手即清平。
如何天不延公寿？坐使良材一旦倾。
光殁后，当然是吕公著继任，欲知后事如何，且至下回续表。
本回叙高后垂簾；，及温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见朝政清明，人民称颂。可知前时王、吕、蔡、章等之所为，实是拂民之性，强行己意，百姓苦倒悬久矣。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此所以一经著手，不啻来苏，宜乎海内归心，讴歌不已也。但司马光为一代正人，犹失之于蔡京，小人献谀，曲尽其巧。厥后力诋司马光者，即京为之首，且熙丰邪党，未闻诛殛，以致死灰复燃。人谓高后与温公，嫉恶太严，吾谓其犹失之宽。后与公已年老矣，为善后计，宁尚可姑息为乎？读此回犹令人不能无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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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回 分三党廷臣构衅 备六礼册后正仪
却说司马光病殁以后，吕公著独秉政权，一切黜陟，仍如光意，进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苏轼为翰林学士。轼奉召入都，仅阅十月，三迁清要，寻兼侍读；每入值经筵，必反复讲解，期沃君心。一夕值宿禁中，由中旨召见便殿，太皇太后问轼道：“卿前年为何官？”轼对道：“常州团练副使。”太皇太后复道：“今为何官？”轼对道：“待罪翰林学士。”太皇太后道：“为何骤升此缺？”轼对道：“遭遇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道：“并不为此。”轼又道：“莫非由大臣论荐么？”太皇太后又复摇首。轼惊愕道：“臣虽无状，不敢由他途希进。”太皇太后道：“这乃是先帝遗意，先帝每读卿文章，必称作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哩。”轼听了此言，不禁感激涕零，哭至失声。士伸知己，应得一哭。太皇太后亦为泣下。哲宗见之对哭，也忍不住呜咽起来。十余岁童子，当作此状。还有左右内侍，都不禁下泪。大家统是哭着，反觉得大廷岑寂，良夜凄清。太皇太后见了此状，似觉不雅，即停泪语轼道：“这不是临朝时候，君臣不拘礼节，卿且在旁坐下，我当询问一切。”言毕，即命内侍移过锦墩，令轼旁坐，轼谢恩坐下。太皇太后问语片时，无非是国家政要。轼随问随答，颇合慈意，特赐茶给饮。轼谢饮毕，太皇太后复顾内侍道：“可撤御前金莲烛，送学士归院。”一面说，一面偕哲宗入内。轼向虚座前申谢，拜跪毕仪，当由两内侍捧烛导送，由殿至院，真个是旷代恩荣，一时无两。确是难得。
轼感知遇恩，尝借言语文章，规讽时政。卫尉丞毕仲游贻书诫轼道：“君官非谏官，职非御史，乃好论人长短，危身触讳，恐抱石救溺，非徒无益，且反致损呢。”轼不能从。时程颐侍讲经筵，毅然自重，尝谓：“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因此入殿进讲，色端貌庄。轼说他不近人情，屡加抗侮。当司马光病殁时，适百官有庆贺礼，事毕欲往吊，独程颐不可，且引《鲁论》为解。谓：“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谓：“哭乃不歌，未尝云歌即不哭。”轼在旁冷笑道：“这大约是枉死市的叔孙通，新作是礼呢。”谐语解颐，但未免伤忠厚。颐闻言，很是介意。是不及乃兄处。轼发策试馆职问题有云：“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称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仁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右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庭，系程颐门人，遂借题生衅，劾轼谤讪先帝。轼因乞外调。侍御史吕陶上言：“台谏当秉至公，不应假借事权，图报私隙。”左司谏王觌亦奏言：“轼所拟题，不过略失轻重，关系尚小，若必吹毛求疵，酿成门户，恐党派一分，朝天宁日，这乃是国家大患，不可不防。”范纯仁复言轼无罪。太皇太后乃临朝宣谕道：“详览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的百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于是轼任事如故。
会哲宗病疮疹，不能视朝，颐入问吕公著道：“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主子有疾，宰辅难道不知么？”越日，公著入朝，即问帝疾。太皇太后答言无妨。为此一事，廷臣遂嫉颐多言。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章劾颐，不应令直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且劾颐汙；下儉；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勾通台谏，睚眦报怨，沽直营私，应放还田里，以示典刑。诬谤太甚，孔裔中胡出此人？乃罢颐出管勾西京国子监。自是朝右各分党帜，互寻仇隙，程颐以下，有贾易、朱光庭等，号为洛党；苏轼以下，有吕陶等，号为蜀党。还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与洛、蜀党又不相同，别号朔党，交结尤众。三党均非奸邪，只因意气不孚，遂成嫌怨。哪知熙丰旧臣，非窜即贬，除著名诸奸人外，连出入王、吕间的张璪；、李清臣，亦均退黜。若辈恨入骨髓，阴伺间隙，这三党尚自相倾轧，自相挤排，这岂非螳螂捕蝉，不顾身后么？插入数语，隐伏下文。
文彦博屡乞致仕，诏命他十日一赴都堂，会议重事。吕公著亦因老乞休，乃拜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授吕大防、范纯仁为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大防朴直无党，范纯仁务从宽大，亦不愿立党。二人协力佐治，仍号清明。右司谏贾易，因程颐外谪，心甚不平，复劾吕陶党轼，语侵文彦博、范纯仁。太皇太后欲惩易妄言，还是吕公著替他缓颊，只出知怀州。胡宗愈尝进君子无党论，右司谏王觌偏上言宗愈不应执政。前说不应有党，此时复因宗愈进无党论，上言劾论，自相矛盾，殊不可解。太皇太后又勃然怒道：“文彦博、吕公著亦言王觌不合。”范纯仁独辩论道：“朝臣本无党，不过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彦博公著，皆累朝旧人，岂可雷同罔上？从前先臣仲淹，与韩琦、富弼，同执政柄，各举所知，当时蜚语指为朋党，因三人相继外调，遂有一网打尽的传言。本王拱辰语。此事未远，幸陛下鉴察！”随复录欧阳修朋党论，呈将进去。太皇太后意未尽解，竟出觌知润州。门下侍郎韩维，亦被人谗诉，出知邓州。太皇太后初欲召用范镇，遣使往征。镇年已八十，不欲再起，从孙祖禹，亦从旁劝止，乃固辞不拜。诏授银紫光禄大夫，封蜀郡公。元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