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未发现什么积蓄。岳母在家中倾箱倒箧亦无所获。我怀疑是否真有其事。调到一起后我俩的工资由她领取和支配，我俩的工资都很低，加起来大约100元，我虽不抽烟喝酒，但要养活4口之家，什么东西都要从工资支出中购买，那会有积蓄？我虽对工资的开销没有过问，但每月在发工资的前几天，总听到她诉说钱不够用，唠叨这月买米、买油、买菜花去多少，小女看病用去多少，我弟弟学费拿去多少，还清上月的欠债多少，一五一十，如数家珍。最后总结似地说，现在离发工资还有多少天，看来本月又会出现家庭赤字，又得去向别人借。听到她的这些交待，我深信不疑。现在听岳母说她留有一些积蓄，是她亲口说的，我也不得不信。
第二天我再到办公室准备将她个人物品带回，在清理桌子下面一个不经常开启放置不重要杂件的抽屉时，突然在一个旧宗卷夹内发现一叠5元一张的钞票足足有40余张。200多元现金在当时不算一个小数目。这些累积的钞票可以基本肯定是从我俩的每月工资中抽取出来的。她在每月向我诉说家庭财务窘境时，几乎都有一项偿还上月债务的开支，现在如果将“偿还”理解为“积蓄”，则就可以圆满解释这批现金的来源了。她积钱为什么？又为什么要对我保密呢？这些钱是在我们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点一滴攒起来的，只可惜她来不及享受就撒手而走了。
4．10可怕的后遗症
东西整理后我就办理岳母和小女去湖南的手续，按范主任意见，她们户口亦同时迁走。在舜去世后约一周我们就启程了。考虑到小女将较长时间由岳母哺养，我将找出的现金交给了她。将她们安顿好后，便回老家探望父母。两年未见的儿子丧妻归来，又获知挨批判并下放劳动，父母怜爱之心更加浓溢。虽然住的日子短促，但我感到，只有在父母的膝下才能真正享受到心的温暖身的平安，这种感受尤其在饱经风霜之后更加深刻！然而由于连续10多天的高度刺激与紧张奔波，身心已被折腾得几近崩溃，于是一些病魔便乘虚而入。在家中睡了3个晚上，每晚午夜后2～4点之间都被噩梦缠身，梦见一个怪物压在我胸部，我使劲翻滚，横蛮挣扎都无法摆脱，只有听到母亲呼名的喊声，叫醒来后才获得解救。母亲说，她（舜）的鬼魂已连续3天来扰我了。他们将此现象称之为“鬼魂缠身”。
后来从老家到武汉，每隔1～3天做一次噩梦，时间都在午夜后，内容基本相同，总是梦见一个怪物或恶人与我打斗，或者压在我身上，我一面拼搏一面呼救，最后几乎都是我的呼救声将邻床的人吵醒，他们呼唤我的名字或摇动床铺，将我弄醒，我才能脱离梦中险境。据邻床的同志说，我的叫声悲惨恐怖，不知者以为黑夜之中正在发生命案，由受害者发出的凄惨呼救声。
有人说这种噩梦叫做梦托，是睡眠中不小心将手压在自己胸脯上引起。为此我在每次睡前都十分注意，有意向右侧着睡，但仍免不了做噩梦，在被人叫醒时特意留意了我的手当时并未压住胸口，所以这证实我的噩梦并非外因引起，而源于神经上的毛病。
物体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了限度，就会出毛病，甚至报废。弹簧拉压过度会出现弹性疲乏；地壳岩层积累的应力过度就会破裂而发生地震。人的身体也一样，我的噩梦惊叫是由于神经刺激过度。我的神经受刺激可以追溯到童年，在日军侵华时期，每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幼小的脑膜上就烙上了恐怖的伤痕。而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20多天的挨批，团内处分，劳动改造，爱人去世，家破人亡，精神上受到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刺激，特别在爱人死和葬的过程中，第一天守在她昏迷不醒的病体旁看着她气绝的惨白面孔，第二天在阴沉太平间目睹她死亡后变了形的蜡黄面孔，第三天进入深暗火葬洞内脱她毛线衣时触到她披头散发的僵冷面孔，几幅面孔都深深地刻入我的脑海。爱人死后不久，我原来的大胆变成了特别小的小胆，一到晚上便怕出门，连上厕所都不敢独去，目光一触到暗处，她的几副可怕的面孔就出现在黑暗之中，反反复复，隐隐约约，恐怖感顿时像一盆刺骨的冰水从头浇到脚，浑身长满鸡皮疙瘩；哆嗦如筛糠。
精神上的刺激过度引起噩梦惊叫，睡不安稳；加上当年供应紧张，食不果腹，接着又出现耳鸣、头昏，头顶百会穴有针插入感等症状。这些后遗症拖的时间都很长。头顶针插不适感几乎延续到1965年。晚上噩梦的毛病延续的时间更长，接近20年，不过由密变疏，由几天一次到一月数次，一年之内数次。而耳鸣症状已成终身老疾。
4．11在饥饿的日子里
从家乡返回武汉，归到小洪山原家中，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原来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一个家，而现在已人亡家破了。爱人死后我有过一种幼稚想法，以为领导或许会对我产生一点同情心，免除我再去劳动了。想我批判后已经过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劳动中吃苦肯干，无怨无悔。来按月下放劳动锻炼的同志，劳动结束后都要做鉴定，我们长期劳动改造的也与他们一道，我的鉴定评语每次都不错。鉴定都按月寄回单位，另外我为了争得领导好感，还定期向负责政治工作的那位范主任写信，汇报我的思想收获，心得体会，表明我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决心，祁盼领导对我的看法有所转变。现在爱人死亡，家庭破碎，一片凄惨情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对不幸的人是会产生同情心的。我想即使刑事犯，服刑期表现好的尚可减刑，难道我还不如刑事犯罪分子！但爱人丧事办完范主任找我谈话时，见到的仍是一付冷面孔，给我的回答是继续劳动改造。现实再次给了我当头一棒。所以从湖南一回来，我就赶快收拾全部东西，强忍悲怨，赶赴磨山作长期劳动打算。
我从1959年12月下去劳动，1年多以后国家形势有所变化，极左路线在现实困难局面下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单位所作的对我的处分上级一直没有批下来。1961年3月没有说明原因，便将我从磨山农场抽回。一回到单位，看到的景象比以前更凄凉。小洪山原是一片荒地，近几年来在这里新成立几个科研机构，发展大批职员。当年发扬“干打垒”精神，先盖办公楼，宿舍盖得很少，仅盖的几栋分给所一级的领导及老知识分子尚不够，大批年轻单身知识分子挤住在建筑工人建房后留下的草棚内。一大间，20多个床位两边挨次排列，中间留不足1米宽的过道。草棚墙壁为芦席，薄可透亮；棚顶在油毡上稀铺稻草，漏洞百出，冬天棚外刮大风下大雪，棚里刮小风下小雪，夜卧棚中寒气袭人。武汉夏季的日子更难熬。为防蚊咬，每人挂个蚊帐，使原来拥挤的室内更加密不透风，中午在烈日烘烤下，躺在床上如处蒸笼内，炙热憋闷，根本无法休息。晚上也只能在外面挨过半夜后才能钻入。而芦席中又躲着大量臭虫，刚一合眼它们就活动起来，经常咬得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现在过去一年多了，我抽回后仍与单身职工一起被安排在草棚内居住。这种煎熬日子一直到1961年底，才搬到院部大楼五楼，住上3人一间带高低床的集体宿舍。
单位都基本上停止了工作，职工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生产自救、休养生息上。科学院除了在磨山办农场外，各研究所还常年派人在东西湖开荒种粮，农忙时再加派人去抢收抢种。东西湖水域内有钉螺，不少同志劳动回来后染上了血吸虫病。在整个小洪山地区内几乎每块空地，包括每栋办公大楼、宿舍的四周都被开挖种植。当年在小洪山科学院范围内只一条可通汽车的水泥马路，其余全是土路，由于开挖，土路都变成很窄的小路，路两旁菜架瓜瓣林立，置身其间无异来到了乡村小菜园里。自留地里种得最多的是牛皮菜，其次是包菜南瓜等，也有种粮食的，主要为玉米、红苕。我因来得迟，比较好的地都被种植了，只好在边坡地里见缝插针。中午特别是晚上，同志们从食堂买来定量的米饭和有限的蔬菜，就在宿舍周围架几块砖搭个临时灶，从自己自留地里剐几皮牛皮菜叶，把饭、蔬菜和生菜叶倒入一口铝盆里，撒上盐再放在灶上烧煮。说来奇怪，这种清汤寡水混合饭竟也发出阵阵香气，吃起来别有风味。
各单位除生产自救外，还组织人想方设法到外地采购食物发给职工或充实食堂。有次购来一批苕干，每人分发半斤。这种苕干已变质发黑，有些长了绿霉，特别在肉里面粘进很多泥沙，多次用热水泡冷水冲仍无法洗净。面对这种苕干，使我想起1958年出差河南时在乡村见到农民收红苕的情景，农民先用犁头将红苕从土里翻出来，女人则搬个凳子到地里切，将切好的片片红苕直接摊在地上晒。这样晒好的苕干肉里面自然夹好些泥沙。我估计弄来的这些苕干就是河南一带的产物。我们将苕干煮熟后，吃起来味苦，难以下咽，但弃之又可惜，最后用红军长征吃皮带的精神，鼓足勇气才把它吃掉。
有段时间在各科研单位还推广过一种制作叶蛋白的自救办法。发动职工在附近采集指定的几种树叶，由食堂水洗、粉碎，过滤出一种绿色的叶汁，叫做叶蛋白，夹在发糕中蒸熟后卖给职工吃。这实际就是吃树叶，不过用科学名词美化罢了。
粮食计划供应，定量标准按工种区分而不考虑体重。我们属文教系统职工，开始每月定量27斤，后来扣去1斤去支援某个活动，后来又在26斤的基础上每月增加供应一斤饼干。当时供应的是一种叫喜饼的饼子。每次一斤喜饼买来后，吃前我都仔细计划，一天只能吃一斤饼的1/3，分三天吃完，但吃的时候总不能控制自己的嘴巴。那种喜饼的芯子是高梁做的，呈暗红色，糖精放得很合适，甜甜的，吃前就垂涎欲滴，吃起来其味无穷，越吃越有味，越有味越要吃，最后吃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