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责无旁贷的事。但是此刻，作 为阶级敌人，我们已无权过问此事。我们如去找县上，一说及身份，自己就有可能被轰出来 。为等农场来车，我们在旅店住了两三夜，从早到晚，一直听着工人时轻时重的痛苦呻吟声 ，这呻吟，一声声击打着我们的心扉，更使每个人都思绪烦乱，心情沉重。但大家都无言， 我们能说什么呢？后来，还是热情的杨骁自己花钱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了几十里外的林场领导 ，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不过，直到我们离开，得肠梗阻的工人还住在旅店呻吟不止。这是我 们来安西县后感受最深刻最沉重的第一件事。
杜博智终于坐着农场来县城办事的拖车来接我们，约1小时后，我们到了十工农场，那天依 然风和日丽。人事干部蒲廷珍已将我们的基本情况向农场领导作了介绍。李文亭副场长和工会主 席邹士杰还和我们开了个座谈会，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农场的基本情况，大意是说，这个农 场是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最早的职工主要是复转军人，也陆续招收了许多农民，今春 从省上和河西各专县来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大约有二三百人，还继续在来，对这些 人 的到来，我们是欢迎的。考虑到这些“同志”没有参加过劳动的特殊情况，在劳动上主要看 态度，该照顾的还要照顾，在生活上和原有职工一样对待，不歧视，对你们也是这样。省上 早来的一批“同志”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希望你们在这里安心劳动，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李副场长和邹士杰说话态度和蔼，都是陕北腔。他们所说的，在以后我们相处的几年里都 是实现了的，大家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心情舒畅地劳动和 生活，这样的处境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
会上，把我们这些右派称之为“犯错误的同志”。“同志”这个词，使我感到既惊讶又亲切 。近一年来，已无人称我们为“同志”，我们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副总编辑樊大畏挖苦 地称我们“右派先生”，我觉得特别不顺耳。苏联诗歌“同志/这宝贵的称呼/你一旦失 去”常萦回在脑际，提醒着我追忆有着“同志”称呼时的美好时光，对成为人民之敌的 不幸伤心不已。在这里，农场领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呢，还是出于 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心里都有点纳闷，但是都感到有些宽慰，这里的政治空气与兰州似乎 有些不同。
当时，领导上就宣布把我们5人分在3个大队，我和杨康分在了场部的三大队。
我们是吃过饭才到农场的。午饭时，我看到排队打饭的长队中，有一梳长辫的年轻姑娘， 长得十分漂亮，脸晒成了绛红色，显然才从地里劳动回来，也是右派。另一年龄稍长的女同 胞站得比较靠后，戴最新潮的琅架眼镜，穿深蓝色男式制服上衣，米色毛料长裤，绛红 色 的长脸略显得黑。长队中的男同胞也有几个戴眼镜的，大都是书生相，衣着破旧，烈日的曝 晒已使他们破旧的衣裤发白，他们的脸色一律是城市里绝对见不到的绛红色和黑红色。他们 也好奇地看我们，并议论一番。看来，他们都是先我们而来的右派难友。
我和两位女同胞住在了一个宿舍，这是一排坐南向北的平房中的一间，是个套间屋。里间屋 有1米多深，有个可住1人的小炕，外间屋由南向北延伸是个大炕，两间屋的通道约1米 宽，大炕前有1米多宽的空地。大炕靠墙的前面，有一个长平台，这是用1寸多粗的树枝支 撑，高于炕，平面搭上木条、细树枝，再抹上泥，表面抹得光光的，成为一个1尺多宽的长 平台，这便是我们的桌子。戈壁滩上木材奇缺，除了场部的办公室，所有的工人宿舍都只有 这样的平台聊充桌子，放些日常用品，如碗筷、洗漱用具等。我们能享受到同工人一样的待 遇，应该说已是一种优待了。
我们3人同住外间屋的大炕，3人并排睡，小徐靠墙睡，我睡中间，年龄稍长的石天爱睡在 靠通道的那面。
小徐，名福莲，浙江金华人，只有20岁，是地质勘探队145队的队员，但她已做了妈妈，也 是夫妻俩都打成了右派。她3月从勘探队驻地永昌县来农场时，硬是给生下才七八个月的小 女孩断了奶，把小女孩狠心地交给婆婆，流泪不止，难割难舍地离开了温馨的家。她这是第 一次离家，年轻的她独个儿离开家来到农场，但全家人的苦难都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心头。
石天爱有个有名的父亲军阀、大汉奸石友三，母亲程竹溪原是唱京戏的艺人，是石友三 的三房姨太太，只生了石天爱1个。石友三被卫立煌处死后，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一直住 在天津过着富裕阔绰的生活。解放后，一个曾得到她母亲帮助的中医向她母亲传授了一种治 疗关节炎的竹管疗法，她母亲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医生。1956年，石天爱从天津志愿支援大西 北，来到张掖市医药公司工作，才1年就当了右派。作为女人，她手上常夹着纸烟吞云吐雾 ，手指都熏黄了，在劳动和生活上肯定比别人更难适应，而且她是单身，还没结婚，这就很 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她比我大1岁，虚岁28岁，后来，右派难友们常戏谑地说她：“年方 二八！”
她俩都已没有了工资，因为她俩受的处分是监督劳动，是仅次于劳动教养的处分，只是还保 留公职。她们从农场每月领取20元左右的生活费。报社给监督劳动处分的只有杜绍宇1人 ，他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大约是想自谋出路吧。这里专县来的右派普遍都是监督劳动，这反 映出有的地方越是到基层执行政策越左，监督劳动可以省却本单位一笔工资支出，他们也觉 得省事。她俩其实都没什么事，小徐跟我一样，也是由丈夫的问题而累及，她丈夫梁富杰原 是她上地质学校时的老师，人年轻精干，业务过硬。此次地质队因工作需要没让小梁下来， 可以到农场劳动的只能是小徐了，小徐其实是替丈夫受过。石天爱 说她自己是“天生的右派”，并无右派言论就当上了右派。她一说我就能领会，兰州经过鸣 放大抓右派的时候，地县还没开始鸣放，到动员大家鸣放时，人人噤若寒蝉。但右派按各单 位人数的比例要抓够，抓不出足够的右派无法向上级交差，各单位便只能找一些家庭出身不 好的人开刀。论家庭出身，全张掖地区要找出比石天爱更突出的怕是没有了，石天爱只能是 首当其冲地当了右派。如今我们都已当定了右派，回顾各自当右派的经历，都已是痛定思痛了。在这儿能够自由地 交谈自己的痛苦经历，也是一种幸福。在原单位人家总认为我们认罪不够，立场转变得不彻 底，没完没了的认罪，痛骂自己，我们已被扭曲了的灵魂每天都要承受这不堪忍受的凌辱。 现在，那种令人活不下去的氛围已不存在，它无法左右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了。
石天爱头枕在叠起来的被子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8分钱一盒的廉价烟，谈笑自若地说起挨 斗的情形，倒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她打着哈哈说：“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哪见过 斗争会那阵势，可把我吓坏了，他们说什么，我都认了。他们说我反党，我就承认反党。不 就行了吗？”由惊恐不已，到被迫承认一切，而后又玩世不恭，这一心路历程是由血和泪滴 成的，我的右派难友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些人在他的一生里都只吞咽委屈和痛苦 ，他们的性格和心性使他无法对人生开玩笑，直到了却了悲苦的一生。
小徐絮絮地说起自己的事来，仍不免心绪低沉。她问我：“我们都是因为右派问题才受处分 到这儿劳动的，可我到现在也没弄懂，右派到底是个啥问题，干了什么才叫右派，你是报社 来的，你说说看！”我觉得她提这个问题有些好笑，便不经意地回答说：“你真没弄懂吗？右 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我们都是因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才到这儿来改造思想的 。”她的脸色竟陡地变了，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反动派……”我丝毫也没有料到，我的 回答竟成为对她的沉重打击。她虽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单位上只开过一个小型斗争 会，对很多事还摸不着头脑。斗争她时，有个劳改过的工作人员为了立功赎罪表现自己，“ 揭发”说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还有“教授治校”，等等。她那时生过小女儿不 久，心都放在了小女儿身上，很少看报，不知道鸣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党天下”、“ 教授治校”是怎么回事。一个普通的还是女性的地质勘探队队员的她，对这些哪会注意 到呢？但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她，此时倒是受到国家大事的关注，用不着对证落实别人的 “揭发”，也没怎么批判，就给她定了性。几天后，她被迫来到农场劳动。她记得十分清楚 ，她是3月18日来到十工农场的，属于来农场劳动的第一批难友，而她确实还没弄懂右派是 干啥的。我的回答使她清醒了，从此，她才真正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常常一个人偷偷饮 泣。
她说的最多的，还是小女儿的事。她来农场参加劳动前，不得已给才刚七八个月的小女儿断 了奶。刚劳动时，奶水胀得乳房疼痛难忍，她常要跑到地边挤出奶水，可她的小女儿却没有 奶吃。50年代，女犯人在哺乳期间尚可缓刑或在监外执行，没有触犯刑律、具有公民权的女 右派却是别样对待。永昌是个小县城，无新鲜牛奶可买，奶粉、炼乳都难以买到。她一边挤 奶，一边哭，心里在呼唤，为什么小女儿也要跟着自己遭罪？为什么？饿着肚子不断哭叫的小 女儿的哭声，时时响起在她的耳际，撕扯着她做妈妈的心。她问我：“兰州能不能买到奶粉 ？”我说：“能买到。”她立即兴奋地想请送我们的人事干部蒲廷珍买几瓶寄给她的小女�